99年7月22日,我们一家三代人来到省政府,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抓的同修,等待我们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汽笛声,各种警车来回穿梭,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我们站在队列的前面,摄像机对准我们不断地摄像,我想:哪怕是机枪来扫射我都要维护大法,说真话。
99年10月1日,成都《商务早报》刊登文章,把法轮功列为十大要案之一,我和另五位功友一起到报社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记者在一旁记录。摄像机给我们摄像,当时我们很高兴,以为他们要正面报道,结果我们被警察送至拘留所,分别非法关押了15天。
99年12月3日,我和儿子一起到北京证实大法,儿子当时8岁,当天和其他不认识的功友去了天安门,两天后我们被抓。母亲(68岁)在我被抓后也只身一人到了北京护法。我被带到成都驻京办,由于另一位功友的联系电话被警察搜出放在桌上,我立即把它抓起放在嘴里,当即被戴上手铐,铐在室外的石狮子上。后来才知道儿子也被关在这里,儿子告诉我:由于天上下着雪,他就抱轮(第二套功法),很快就被抓上警车。在驻京办,晚上儿子和衣睡在椅子上,功友看他太冷,便脱下外衣给他盖上,被保安发现后,功友被打了一顿,并被戴上手铐在寒风里冻了一夜,手还被打破了。
几天后,四川来警察接我们,临行前,警察威胁我说:“限你在半小时内,说出你吃进去的电话号码,否则回去就重判。”我一点没动心,过了很久,儿子问我:“那个恶警咋没来呢?”我说:“他说了不算。”
回到本市,我们被关在戒毒所,在所里我坚持炼功,被恶人一脚踢出室外,强制我们脱下皮大衣在寒风中冻,让我们长时间蹲在地上体罚,两天后,便把我转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二十几人住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室内臭气熏天,早上起来,我只能用便池里的水解渴、洗漱,恶人们还经常有意断水,十几人守着大、小便吃饭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它们强行让我们看非法审判李昌等研究会成员的录像片,看完后,所长说;“你们的头儿都不炼了,你们还炼不炼?”我立即站起来说:“我们修炼人是以法为师,没有榜样。”把所长气得不行,他本想利用此事达到洗脑的目的,结果只好草草收场。
由于我不放弃修炼,就来回反复不间断地拘留我,直到2000年3月1日,我已被非法拘留4次,从未让回家。时值“两会”期间,我想:我不能再被他们关在拘留所,我得到北京去上访,请师父帮助我,无论如何我得出去证实法。这天,管段民警来接我,说:“你把被子放在这里吧,反正下午还得回来。”我说:“不,我这次要回家。”他以为我的思想开始动摇了,便找来我弟弟交了2000元钱,他们还逼着我弟弟写了保证书后,才放我回家。
回家后,母亲告诉我:她到北京后被抓,很快被接到驻京办,在驻京办里,由于天太冷又没有床,她只好把双脚放在椅子上,被保安发现误以为炼功,结果被踢打并被叫出去罚站。后来也被送到戒毒所,体罚跑步,由于年龄太大,脚不太灵活,结果跑步“不合格”,又遭到罚站、挨饿,在又冷又饿的日子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两天后,又被送进拘留所,不分白天、黑夜来问还炼不炼,回答“炼”就被警察叫出去多次罚站。拘留期满后,被派出所接回,管段民警欺骗说:“你女儿因炼法轮功被判3年,你不能住在她家。”母亲说:“不行,我多年一直住在女儿家,我还要给外孙做饭。”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行用车把母亲送到儿子家,8岁的小外孙被丢在家里无人照看。到儿子家后,又被儿子家当地的警察强行撵回老家。
3月2日我绕道上北京护法,我来到北京信访局外,马路两旁停满了全国各地的警车,巷道口早已被堵得水泄不通,上百双眼睛死死盯着巷道口。我好不容易挤过人群,向信访办里走,巷道里三、五成群的便衣警察来回走动。这时我的两腿僵硬,两眼平视前方,头根本不敢左右晃动,心里只有一念,请师父帮助,一定让我走进信访局。进去后里面也是众多的便衣警察来回巡视,在我的表还没填完时,就被便衣警察发现是为法轮功上访,他们抓住我的衣领,拖到门口把我甩出屋外。这时我才发现已有几位大法弟子在那里了,最后好不容易才把表填完交了进去,他们就不放人了,等着当地驻京办来接人。
3月18日我被接回,又被送进拘留所,反复拘留5次,在这期间,我们集体绝食抗议邪恶的迫害,结果被七、八个男警察按在长凳上强行灌食。功友们一起切磋,我们得出去证实法,于是便集体写申诉书,直到5月24日才被放回家。
6月8日,恶人在展览馆办诽谤大法的图片展,我便写了一篇《澄清事实真相,还法轮大法清白》的文章,到展览馆门口去散发给看展览出来的人们,写出了电视台以我的事例颠倒黑白欺骗善良群众的事例:我99年10月到《商务早报》报社时向他们说:“我多年医治无效、并抽了一根血管都没治好的先天性右下肢血管瘤病,炼法轮功后不治而愈。”后来,电视上播出了我捞裤腿给他们看的画面,却换上了诬蔑法轮功的解说词,胡说什么“法轮功把我炼偏了,炼出了血管瘤,法轮功不准我打针、吃药”云云。我把他们这一丑闻揭露后,恶人们于6月13日来非法抄了我的家,在我没穿鞋的情况下,强行把我拖下三楼,袜子被拖烂,膝盖和脚都被石梯擦破,我便绝食抗议,后来非法判了我一年劳教。
8月,我被非法送到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由于人心太重,作了大法弟子绝对不该做的事:说了假话。在师父的慈悲下,经过背师父的经文,迷路三个月的我终于及时悟了回来,并立即写了严正声明。在声明中我再次把电视上以我的事例污蔑法轮功的事实写了出来,交给了劳教所管教,结果被它们非法加期三个月。
后来,给我安排了两个包夹,叫她们管住我的嘴,管住我的手,24小时都跟着,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左右不离。
2001年春节到了,成都教委的人来所里“关心”劳教人员,和我们“谈心”,我便问他们:我因为揭露电视上的谎言而被劳教,硬说我是和XX党对着干,你们说这冤不冤?大法是被迫害的。我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他们都明白了电视上的是谎言,便没有一人再说什么了。
2001年7月,恶警队长说我在做“反转化工作”,便把我和另10位大法弟子关在10平方米左右、不低于40℃高温的房间里严管,因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使室内臭气熏天,每天不让离开房间半步,每天早上六时起床开始坐军姿,不能闭眼,不能动嘴,否则被认为在炼功或背诵经文,直到晚上10时以后。
2001年8月,我被调到和其他案犯关在一起,一次在讨论“天安门自焚”事件,我发言把电视上造假欺骗群众的事说完后,大家都明白了电视上在搞假,结果我成了活广告,把管教气得不准我再发言了。
9月29日,我劳教期满被当地派出所接回,因我不放弃修炼,又要把我送进拘留所,并填了拘留15天的通知单。我不从,要申诉,它们还是强行把我送了进去,进去后我就写申诉,结果我被关了10天。
11月初,我到户口所在地去补办身份证,警察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那就写个认识吧。”在认识中我写道:师父教我们做好人,说真话,可现在的人宁愿被骗也不敢听真话,我们的上访之路成了走进监狱的入门之路;我说真话揭露电视上的谎言被诬陷成了跟XX党对着干;因为我坚修大法,你们却非法拘留我12次,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假如大法真像媒体说的那样,还需要政府劳民伤财叫我们不炼吗?他们看后暴跳如雷,说我真不识相,就凭你这份认识我就可以把你丢进去(指监狱)。我立即站起来说:你说了不算,真话告诉你是在救度你,难道你也愿意我说假话骗你吗?我继续发正念,只听到他们的声音由高变低,最后和善的问:你办快件还是慢件?并把地址和电话写给我,说:那我就把你的认识放在你的档案里吧。
因补办身份证还需办事处盖章,我又到办事处说明来意后,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你就是XXX,我们为了你检查写了一大堆,又是办学习班,又是挨骂,还不认识你,你还找上门来了。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看着我活生生的例子,不得不承认事实,并说:“你千万不要说你的身份证是因炼法轮功被没收的,你就说是被火烧了,或洗衣不慎掉水里了……”,我说:“不,我绝不说假话。”他们说:“都到这份上了,还要说真话,看样子法轮功硬是好。”另一人接着说:“说实在的,现在只有法轮功敢说真话了。”
12月22日,住家地办事处主任、管段警察伪善地给我送来挂历,26日区妇联主席又来“关心”我,28日晚12时左右又来了七、八个邪恶之徒(包括送我挂历的恶人),把我绑架至看守所。
在监室里已有11位同修,我们每天坚持集体学法、炼功、发正念,拒绝劳动。一次一个女管教(20来岁,很凶,人人都怕她)叫我出去登记,她凶巴巴地喊:“蹲下!”我站在一旁发正念不理她,她又高声吼:“蹲下!”我继续发正念不理她,这时,她已气得脸红脖子粗,就对一个犯人吼:这是个哑巴吗?犯人赶紧跑出来让我说话。过了好半天,我发完正念,才慢慢对她说:“我看你长得挺漂亮的,怎么你的长相和你的言行一点也不相称呢?”她不好意思了。我说:“法轮功学员可不是坏人,”我给她讲“自焚”真相,又把我的裤腿捞起给她看……,她吃惊地问:“你去过劳教所?上面不是跟我们说劳教所的全部都已转化了吗?”我说:“那都是骗你们的,假如都转化了,我还会到这里来吗?”她的表情非常惊愕。从此以后她对法轮功学员改变了态度,有什么事她就跟我说。
一天,又进来一位功友,她说:“XX区很邪恶,从看守所放出去又关进拘留所,拘留所放出去又送进看守所,几乎没有放回家的,我就是从拘留所转过来的。”我说:“我就属于XX区,但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肯定回家。”第二天就到期了,她说:“我得把东西都带走,万一回不去在那边好用。”我说:“你不该有这一念,修炼没有万一,师父不是讲过一念之差的法吗?”结果这位同修到今天都没有放回家,一直被非法关在洗脑班。而我一个月后被接回派出所,所长问我今后的打算,我说:“以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我的话一出口,他气急败坏地对管段民警吼道:“把她甩进去(留置室)!”我立即站起来答道:“你说了不算,你们非法关押我本来就是错的,不要把我的善心当作是怕,我今天肯定得回家。”说着话我就往门外走,管段民警急了赶紧把我拉回去说:“别着急,坐下消消气,所长是在气头上。”我坐在椅子上心中念着所长的名字发正念,过了一会儿,管段警察对我说:“你看这个留置盘查24小时的表所长已签了字,你还是到留置室去坐一会儿,我就放你出去,给所长一个面子,等一会儿我叫你弟弟来把你接回家,我已经和他联系了。”我说:“不行,谁给我们大法弟子面子了?只有他才有面子吗?我自己回家,不用谁来接。”不久我弟弟来了,结果警察所长还用车将我送回家。
2002年4月,由于同修发真相资料被恶警带走,说出是我给他的资料,结果恶警一起来非法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大量的真相资料、不干胶贴、横幅等,并强行把我送到看守所,我拒绝进审讯室、拒绝进看守所,结果被警察一脚踩在我的背上,用脚踢了进去。
在看守所我拒绝点名报数,并绝食抗议,查监时照样立掌发正念,结果被恶警强行戴上脚镣手铐,并将手脚铐在一起,无法直腰,强行灌食。过了几天他们又把我绑在死人床上迫害,每天强行灌食2次,长期把我绑在死人床上不准上厕所。一次我要求上厕所,被死刑犯用手铐把我的头打了两个洞,当即血流如注,血顺着头往下流。血水浸湿了枕头,浸湿了衣衫,警察不但不管,反而说“活该”。我绝食15天后,被派出所警察接回。到了派出所他们让我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我接过来一看,原来他们把“逮捕”二字改成了“拘留”。当天下午他们把我送到六医院,我要求回家。第二天一早,我趁办事处守我的人漱口时,跑下楼,在楼梯上她追上我,我对她说:“无论如何我得回家。”她说:“那只有等上班后办出院手续,打电话叫办事处开车来接。”后来他们把我送回家,并叫办事处的人在我家吃住,长期守着我,下午,我和守我的人上街买菜,在她买水果时,我发正念走脱,从此流离失所。
16大前夕,办事处主任则威胁我母亲拿3000元钱交我上次住院的医疗费,我母亲说:“我女儿只住了一个晚上,就要3000元,我没有钱。”他们说:“没钱就卖电视机、洗衣机,”“你们敢!我孙子还要看动画片的,你若敢把电视机搬走,那他就来找你拼命。”就这样,最后不了了之。
2002年12月8日,我刚上楼准备回家,结果有人跟在后边,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慢慢走到门口,他仍然跟着我叫我开门,我说:“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开门。”他顺手掏警官证,这时我才认出他就是前两天跟我见面的“同修”,原来是个特务。很快他把我绊倒在地,家里的一位长期绝食出来,刚住到我家的同修也被连累一起绑架了。我再次被非法抄家,他们搜走了我3000元现金,恶警把我的嘴用胶带绕头缠几周封住,头上笼上黑塑料袋抬走,弄进一个宾馆,把我铐在椅子上,不准我闭眼睛,不准我睡觉。由于我不配合他们,结果被警察拳打脚踢不说,还把我的鞋脱下来打我,用牙刷刷我的脸,用上鞋器(打人的专用工具)使劲打我,用烟头烧我的手背,用烟熏我的鼻孔,还把酒泼到我的脸上。我若闭眼,警察就会轮番使劲摇晃我,使我头晕目眩,若再不睁眼就用冷水浇,他们多次用冷水从我头上慢慢浇下来,直到我全身里外的衣服全部湿透。这样整整折磨了我6天,要我说出家里被抄出的真相资料、光盘和经文的来龙去脉,我不配合,并坚持绝食抗议。后来,派出所恶警对我进行非法刑事拘留,我立即发正念全盘否定。我想:请师父加持,无论如何我也要出去,揭露特务,以免更多的大法真相资料点被破坏,更多的同修被迫害。经过多种办法尝试后,最后我选择了最笨的办法——从4楼跳下想夺路而走。
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医院,我下半身多处骨折,盆骨骨折,右腿还是粉碎性骨折,我发正念全盘否定邪恶对我的迫害。他们说需要手术,麻醉师说:“不行,身体太弱,在手术室恐怕下不来。”渐渐地我的双腿肿得像“大象腿”,并且变成了紫黑色。我绝食要求他们放我回家。最后警察怕承担责任,只好用担架把我抬回家,此时我已绝食30天。
回到家里,亲人们已经认不出我了,她们只能用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喂饭给我,只能用吸管喝水,无法大小便,只能用婴儿的“尿不湿”。由于不能翻身,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我的背疼得苦不堪言……
在师父的慈悲中,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在大法赋予我的强大正念下,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展现出来,我现在已能扶着墙慢慢在室内移动了。
在此借明慧一角,向伟大的师尊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3/6/4/36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