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拉格受害者

(注：古拉格：前苏联的劳改营、集中营)

文中写到，正如一位在都柏林读书的年轻人发现的那样，在中国，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就可能发现你被送入劳教所中。

赵明先生，一位已经在都柏林Trinity学院攻读了九个月计算机科学课程的硕士研究生，

自从1999年12月回到中国探亲访友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爱尔兰。

在赵先生寒假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位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到国家信访局抗议对法轮功精神运动的镇压而在北京被逮捕。

数天后，他被保释，但是他的护照却被没收，他被告知只有当他写出书面协议，保证不再对政府的法轮功政策投诉时才可以归还护照。赵先生拒绝了。

没有了护照，他无法回到都柏林，但是他在北京找了份工作。5月13日，这位30岁的男子被跟踪至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家并被逮捕。从此他音信全无，直到数月后，他的家人发现他被关押在北京郊外的大兴县劳教所中。

根据各种报导，看守用电棍殴打赵先生，他每天只被允许睡两个小时。有一次，看守试图强迫他写反法轮功的材料，当他拒绝时，他几乎被殴打致死。他的同学在都柏林举行了“释放赵明”的集会，并请求北京政府释放他。但毫无效果。

赵明先生（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人权团体说在中国数百个劳教所中，未经审判被劳教的人可能有数百万。中国当局辩称，任何时候羁押人数都没有超过26万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利・罗宾逊女士(Mary Robinson)，本周将北京使用具有争议性的劳教所问题摆上桌面。在与中国直言不讳的较量中，她要求中国抛弃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任意”拘留的系统。她还表达了对大量被拘捕的法轮功成员的担忧。罗宾逊女士的介入并未被中国所接受。

特写说到，过去劳教所主要用于对付轻微犯罪，尤其是吸毒者和妓女，现在越来越多地用于压制政治异见者，以及数千名大胆的宗教变节者，比如赵明先生。

监狱工厂、拘留中心以及劳教所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建立的。他是模仿苏联的古拉格，作为惩罚和改造犯罪分子的一种方式为国家所用。

该系统最初用来惩罚没有什么重大罪行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和一些拒绝完成指定工作的游手好闲者。随后，各种轻微犯罪都被列入。

警察有权将违法者送去劳教。任何人可以不经审判或适当的法律程序被拘留三年。仅仅与一个当局不喜欢的组织有关就足以导致劳教。

法轮功说全国有5,000名成员被拘留在劳教所中，其中有100多人被折磨致死。

一直有一些关于囚犯遭受残忍的，污辱性的虐待和酷刑的令人发指的报告。人权组织年复一年地对这些践踏人权的行为予以批评。最近，国际特赦组织和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劳教所。

许多中国法律专家指出，劳教系统具有深刻的缺陷，是通过一系列不一致的决定发展来的，该系统从未按照最近的法制改革的要求，由全国人大在一部综合性法律中予以认可。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周国庆(音译)，一名律师与劳工活动家，讲述了他在1994年被关押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黑龙江省双河监狱农场的经历。他当时正打算派发一些印有口号“劳动是神圣的”的T恤衫，并用此以退为进的努力来维护工人的权利。他说同室关押的主要是年轻的小偷，半夜行窃的窃贼和打架斗殴的人。他说，“再教育”包括“被关进很小的囚室，遭受电击或毒打。”然后被劝说写自我批评，说自己得到了改造。

他说，囚犯每天还遭受另外一种野蛮的折磨：在早饭和午饭之间，午饭和晚饭之间这个时间里不准上厕所。

还有一些前囚犯讲述的关于过度拥挤，恶劣的食物，以及在农场、矿区和监狱工厂的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2小时的报告。

当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世界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在它力求赢得承办奥运会这一殊荣时，它的恶劣的人权记录是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玛利.罗宾逊承认，本周中国看起来真诚地讨论关于轻微犯罪惩罚以及它的人权记录问题。

但是她也考虑了她访问的时机，正好选在有影响力的奥委会考察团结束了五天的，对北京做为世界最大的体育盛会的举办地的评估。

“我确实考虑了这个因素，”罗宾逊女士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新闻记者们说。

当国际奥委会上星期天离开北京时，从市区到机场沿线的公路上摆放了色彩绚丽的丝制花卉。

当罗宾逊女士星期三离开北京时，花都不见了。奥委会考察结束，这些花就不留给市民观赏了。

是否中国对罗宾逊女士关于人权的承诺也会象这些人造花朵一样，还是言出必践？只有时间可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