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汉字的简化和简化字的制度化
一、渊源与历史背景
1. 汉字变体与系统性简化
汉字从甲骨文、金文，过渡到小篆、隶书，再演变成楷书、行书与草书，逐步简化笔画、书写效率提高，这本身是千年流变的文化自然演变过程之一。汉字的简化形式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就已存在，主要体现在草书或速写之中，用于日常书写中非正式变体，是出于实用、效率以及书法美学的需要。虽然简化文字早有非正式形式，但真正制度化、系统化、大规模推行简化字的是中国共产党。
2、令人质疑的五四运动
1919年，大量知识分子将传统汉字视为阻碍现代化的障碍，呼吁文字改革或简化，连废除汉字都被提上日程，让五四运动的起因和社会作用格外令人质疑。
正如1989年的“六四”起于争取民主、反对贪腐，实际作用却是阻碍了天象变化下的“1989年的变革”（Revolutions of 1989）在中国发生——“1989年的变革”在东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垮台、人们获得更多自由，而在中国（东方）却正好相反。1919年五四运动，起因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国主权，名义上是搞“新文化运动”，结果却引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来幽灵，为中共的成立（1921）和中共大量出卖中国土地给苏俄做好了准备。
在汉字问题上，尽管“新文化运动”看重的鲁迅、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等，都曾高呼“汉字不灭，中华必亡”，想用字母文化取代象形字文化，但这种极端反传统、断绝中国文化根源的努力，即便在中共当政之后，也只实现了“汉语拼音方案”（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而对正常的汉字（繁体字）本身，却做不到从课本和文化中去除。
3、国民政府的异类表现
1935年，国民政府首次试图采行简化字，共发布了324个简化字，但因政治与学界阻力强烈，在隔年停止。
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1920-1949）秉持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支持儒家思想，并反对1919年“五四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与西化浪潮。举例来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以孔孟之道为核心推动伦理与生活改革，目的在恢复社会秩序与民族道德。因此，1935年度简化字行为，疑似联俄联共、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带来的渗透效果。共产党人的本质造成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在推行共产党的日程。
4. 中共在推行汉字简化中扮演的角色
中共1949年10月开始在中国大陆执政后，自1950年代起在大搞土改、公私合营、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运动，改造中国社会的人文结构、打乱中国社会的社会基础的同时，开始了系统性地简化汉字。
1956年1月31日，中共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这一方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流行于民间的汉字简化形式整理并法定为了社会用字的规范。此后，在1964、1977、1988、2013 年等多次修订。
其中，“中国（大陆）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77年12月20日提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汉字。二简方案分为两个表：第一表收录了248个简化字，推出后直接实行；第二表收录了605个简化字，共853字。“二简字”方案推出后饱受争议，主要因为汉字被简化得过于简单，生造的简化字甚至失去汉字原有的结构和意义，同时，当时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认为汉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所以简化汉字时并不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二简字”最终于1986年6月24日被废除。
无论怎样，系统性强制推行的简化字，打着中共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通过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更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文化变异的象征之一。
二、社会与文化效果
1. 汉字“简化”的原则变异
简体字简化的原则，在文化层面发生了本质的异变。在中共之前，简化字来源于长期的俗写、草书或书写方便的变体。例如，“礼”是“禮”的简化形式；“云”曾为“雲”的早期形式。中共建国之后，则以简化书写为名，以根除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为实，进行文字革命。中共的文字改革，早于“破四旧”，贯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在“文革”结束后，变得“理所当然”。
在中共的簡化字制度化中，始于西周时期的“蔡”姓，几乎被改为蔬菜的“菜”；强调“耳”与“德”（耳德）的“聽”，被改爲了只与口（嘴）有关的“听”；大耳小口的“聖”，被改爲了不知何意的“圣”。相比之下不难看出，这样的汉字简化原则与传统文化的变体字书写原则大相径庭。
2. 文化政治象征意涵
繁体字在台湾、香港、澳门被视为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也是对大陆政治或文化统一的某种无声抵抗。简体字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识字运动紧密相连，时常在文化辨识上自带政治含义。
3. 传统文化与美感的丧失争议
繁体字承载着较多的象形结构、历史元素与哲学理念，与古典文学、书法艺术及文化传承密不可分。而被中共系统性推广的简化汉字，则破坏了汉字笔画结构与字形美感，去除了汉字结构中的历史和道德因素。
4. 中共的文化占领
1978年12月18日被视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的起点。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很多人可能至今都没有注意到，大陆的开个开放，不但没有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繁体字（正常汉字），而是利用所谓的“对外开放”，在80年代就将中共的简体字体系广泛地推向了国际社会。随着中共的经济发展，简体字更是在国际教学、商业、外交中，以及大陆周边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中文圈使用广泛。
目前，尽管繁体字在港台仍为主流，并拥有丰富的书法与文化媒体资源，但“一国两制”被中共取消后，简体字也越来越挤压着繁体字在港台的生存空间，正如他们从50年代在中国大陆用所谓的“汉字改革”（简化字）配合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终于在消灭了繁体字（真正的汉字），让中共党文化主导并横行大陆。
5. 汉字本身无过
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无过，无论简化字还是繁体字。
简化汉字便于书写和扫盲也是人之常情。真正有害的是中共将简化字制度化和强制使用。不妨说，中共的汉字制度化，实质达到的效果，是将汉语的自由思想、独立思考、道德伦理、美学表达，以中共西来意识形态的固定化模式，把中国社会向去除文化传承、去除自由意识、去除独立思考的社会形态的转化过程。而使用繁体字的人，也不再自动等于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做人理念。
意识形态之争将繁体字、简体字问题变得政治化，这是现代社会政治败坏、人的思想复杂的一种体现。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变体字很单纯地是为了审美、为了书写快捷。文盲不识字并不等于没有文化传承的渠道，经过严格训练的说书人、戏曲表演家、家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传、言传身教，都能让人学到做人的理念和历史的典故。
三、文化角度的一些思考与讨论
1. 语言作为身份认同
人生在世，使用何种文字，往往超越了功能。例如在台港地区，学繁体字是一种文化立场与地方认同的表达。
2.语言演变与政策工具
语言的演变常被用于政治控制与文化方向的重塑。中共对简化字的利用可谓登峰造极，仅用百年就几乎断绝了中国几代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袭，正如他们把藏人的孩子拿到北京，让他们从小用汉语受教育，把他们变成“统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工具。
结语
从文化角度来看，简体与繁体汉字的争议，其实是一场关于“文化传承与异化”、“意识形态及道德演变”的深层对话。简体字书写快捷，但也引发文化价值、道德理念与美学的丢失；繁体字（正常汉字）深植传统与美感。
顺便一提，繁体字并非难写难记，因为汉字本质上是图形，而人类从小就对图形有着整体识别和记忆的能力。当婴儿看到父母的脸，他马上就能记住，无关面部特征的多少。当眼睛看到一个人、一辆车，马上会辨别那个人、那辆车，无需别人把人简化为骨架、把车简化为中空。人类的眼睛和大脑是上天制造的，能力非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大陆受简体字教育长大，看到繁体字时却无师自通，自然而然地就能理解绝大部分繁体字的原因吧。
中共强势地、制度性的推行其简体字体系，取代了繁体字承载的中国传统、道德和美感，在剥夺中国人原有的传统生存环境和思想方式方面，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毁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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