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和他聊过几次,每次聊天时会有一个其他的警察陪同,只听,不怎么插话,也知道他们会暗中录像。我并不在乎这种安排,反而挺高兴,因为会有更多的人直接听到我讲的真相。
每次见面我都注意保持衣着得体,因为没有具体的谈话内容,我就请师父加持给我智慧,让我能巧妙、理智、轻松的在谈话过程中引出话题、讲清真相。我让自己尽可能的保持微笑,不急、不燥,注意谈吐的逻辑,也不时的开点玩笑。我发现只要我心态平和,总可以让对方认真的倾听和讨论。
记得第一次谈话时,他叫我姐,我也不客气的答应。他知道之前我一直在照顾我母亲,而他也比较孝顺,所以当时我们就从孝道开始聊,聊他怎么孝敬母亲,做儿女的应如何善待老人等,聊天气氛更趋向是朋友。
从聊天中我听出,他是一个被共产党洗脑的所谓有“爱国”情怀的人。我之前看过许多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包括历代的朝代更迭、顺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国土人文和道家的起源及儒家思想的传承等,还有我小时候就读过一些中国的古典名著,很多都是神话故事。所以我引经据典的在他的认知范围内,从神传文化的角度和他聊了什么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记得当时我曾问他:为什么中国被称为神州大地?为什么中国人说自己是神的子民?中国的名著为什么都有神?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语言中有“因果”,“因”是什么?“果”是什么?“知识”二字,“知”是什么?而“识”又是什么?他知识点很低,根本接不住这些问题,这一点我真的挺可怜他们的。
为了能让他明白我的真正用意,我就告诉他,说我所理解的“知”是前人所证得的东西,而“识”则是自己独立思考、分析问题、非人云亦云的能力等等,目地是告诉他要用自己的脑子去认识和分析问题。他对这些认知很新鲜,被问的很错愕,也回答不了。我们是同龄人,谈及共产党夺权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人的伤害,在许多方面还是有些共同的记忆。我就用对比的方式分析共产党宣扬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性,让他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其实,在中国有很多象他这样的人,被共产党洗脑的很多概念是混淆的、甚至是混乱的,也许他们真爱中国,但自己的根是什么已不清楚了,盲目的不知道自己爱的到底是什么。这也是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真正灾难。
有了之前的谈话经验,再去时,我也略微考虑了谈话的思路。我们谈话之间有一种“约束”,他不提法轮功,我也尽量不谈迫害,谈话内容是随机瞎聊。我可不和他瞎掰,所以我一進到他办公室就半开玩笑的说,“叫我来干啥,我也不是共产党员,活不成共产党想要的样子啊。”他也半笑不笑的说我進屋就挑衅。
聊了些家长里短,他说他很忙,也就“国庆节”能休息几天。真是师父的巧妙安排,我顺势就把话题转到了“国庆节”。我问他“国庆节”的概念是什么?他说“就是国庆呀”。我说国庆节在全世界各国的概念都是国家建立或独立的日子,为什么我们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而“国庆节”却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国家才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吗?比美国建国还要短?他回答不了。
至此话语权开始由我掌握了。我说你看看地图,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吧?哪一寸是共产党打下的?它凭什么确定“国庆日” ?从三皇五帝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朝代更迭,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清政府末期那么腐败,还把新疆和西藏最终纳入到中国的版图。共产党不过是个执政党,他们不但没打下一片土地,反而在江泽民时代出让了将近100个台湾的国土给俄罗斯,从而结束了中俄边界的纷争,这些不都是不争的事实吗。他听了有点紧张,我缓解了一下气氛,说我就是聊天,没啥别的意思。我很爱国,但爱国和爱党是两码事,没听说哪个国家换了个执政党国家就亡了的,我就是想说说这个概念。
接下来,为了能够让他多参与谈话,我就岔开话题问他:“你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接触过许多形形色色不同的案子和事情吧?”聊到他的职业他挺高兴,就津津有味的谈了些他处理过的漂亮的事情和自己的正义感。谈话过程中他不经意出现的一些善语、善念我就抓住,不失时机的夸赞一下,他听了也挺受用,这样也增加了我们之间谈话的兴趣。
谈到公安部门的职责时,我说我知道你们公安部有许多法令、法规,你们这些法令、法规是依据什么定的呢?他居然说是上面定的,我都忍不住笑了。我说,公安部门不是立法部门,是执法部门对吧?他点头。我说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宪法,公安部所立的所有法令、法规都必须基于宪法,任何违背宪法的法令或法规都是执法犯法,否则宪法就失去了意义,对吧?他说:“你可真能说,我说不过你。”我说我只是说说基本事实而已,宪法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任何个人或公安部门在执法时都不能违背这一原则。
他说我们的职责是执行命令。我赶紧接过话茬问他:你听过柏林墙的故事吗?他问什么故事?我说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我就开始给他讲著名的审判柏林墙士兵的故事。讲完后我说:在道义和命令面前,道义永远是第一位的,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用谴责日本战犯和纳粹战犯了,因为他们也是在执行命令,日本战犯还是执行“天皇”的命令呢。
我的话有理有据,他只能听和思考,没法反驳。我发现每个话题的引出都很自然,师父将我知道的知识巧妙的引申出来,使我的谈话能够逻辑缜密、思维清晰。
最后我提到了关于邪教的问题。我说:你知道关于“邪教”的定义国际上是有国际公约的吗?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都不能随便定义“邪教组织”。他当时白了我一眼,旁边的警察也笑了一下,意思是:瞎说,难道国家政府还没这个权利?我看了看旁边的警察说,“咱不能误导年轻人,我来解释清楚”。我说:国际上对邪教的定义進行公约,目地是防止任何一个暴政利用“邪教”名义打压一个他们不喜欢的团体,从而進行群体灭绝。以伊拉克为例,伊拉克是一个宗教派别很多的国家,并且各派别之间都有纷争,如果一个派别掌握了国家政权,那么就容易利用“邪教”的名义对其它教派進行群体灭绝,而这些事就曾经在伊拉克发生过。这一点他也承认,并且比我知道的教派名称还多。我接着说:“那么退而求次之,如果我们国家要定义‘邪教’,必须通过人大立法通过才行,对吧?”他说:”人大没有立法吗?”我说:当然没有,关于法轮功(我首次主动提到了法轮功)是“某教”是江泽民个人对外宣说,利用媒体烘托出来的,这本身就已经违法了。而且中共一九九九年开始打压法轮功,而在二零零二年,国务院和公安部认定了14种邪教,其中均没有法轮功,这个版本一直延续至今。在二零一一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号解禁令中,第99和100 条还解禁了法轮功出版物。他说:“真的吗?这我不知道,我得查查,从百度上搜搜就知道了。”他的表情不象装的,我说:“你查查吧,你干这一行,对这些应该了解清楚。”“那么”,我接着说,“你们对法轮功学员量刑的依据是《两高关于邪教的司法解释》”,既然不是邪教,那两高的司法解释就不适用于法轮功。”他也没啥话说,就说:“你咋知道这么多,下次我找个懂法律的和你聊。”我说:这都是为了你好!
回家后,我将关于如何查询“国务院和公安部定义的14种邪教”和“国家出版署的解禁令”用短消息发给了他,他回复:收到!我长长的舒了口气。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过程中我一直守住善念,一心想救他们,就是想让他们多明白真相。我都感慨于我当时清晰的逻辑思维和阐述能力,我知道是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让我以最好的状态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师父将一切都安排的水到渠成。谢谢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