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用多种形式救人
在黑窝里，即使我正念不是很足，我都坚持发正念，减轻了许多迫害。回家后，我每天上明慧网，看到同修关于发正念的交流，更让我增强了发正念的信心。大多数时候，每天我至少发九次正念；早上六点的正念，我至少发半个小时。
一、危急中帮助同修，打真相电话救同学
二零二零年初，武汉肺炎爆发。我们本地出现了从武汉回来过年的医院副院长一家染疫。一时间，全城封闭管理，人心惶惶。我感到了情况的危急，当时想也许这就是人类大淘汰的开始。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得救，我着急起来了。我们当地许多上不了网，不能翻墙的同修，不知道真实的疫情，同修见面也不方便了。
我网购了六、七十张内存卡，准备拿来给同修复制《明慧周刊》和明慧网上关于疫情的交流文章。一旦封城时间长了，买不到耗材时，还可以给常人复制真相资料。商家告知我，疫情期间，什么时候能发货过来，无法明确。
我发正念，让我的功能发挥作用，让内存卡畅通无阻的到达。没过几天，就收到，一张也没出问题。后来这些内存卡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修们听到明慧网上关于疫情的简报和交流后，纷纷走出封闭的环境，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
人们都被封在家里，街上没几个人。同修提议，我们有条件的同修应该充份运用网络资源。我开始整理平时堆积的电话号码，发给海外同修打电话。我手里还有一张没被封的手机卡，我开始给我的大学同学打电话。
二零一八年同学会时，我刚从黑窝回来，几乎每一个没有劝退的同学，我都给了一张拷满真相的内存卡，希望他们回去能看看，了解真相。之后，偶遇几个同学，也是匆匆在忙自己的事业，家庭琐事，没人有心思听我讲真相。我几次被迫害，让他们感到恐惧和不解。
中共病毒疫情的爆发，我没有了再拖下去的心，我这是在给他们送福音呀。就在我动念要给他们打电话讲真相，又苦于找不到曾经记在一张纸上的同学们的手机号码的时候，我在中午做饭时，突然发现通讯录就放在我家的菜墩上，我欣喜若狂。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谢谢师尊！这也坚定了我打真相电话的决心。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两天的时间，十多个同学都陆续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我首先询问他们当地的疫情情况，然后叮嘱他们要注意防护，他们很感激。我再谈到加强自身防疫，告诉他们增强体内正能量，是避开瘟疫的最好办法。如果能够经常在心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人，一定是心怀善念的人。真、善、忍就是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会加持你。因此，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就能让自己充满正能量，能抵御瘟疫。
我又说，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从小就懵懵懂懂的入队、入团，还发誓要为它奋斗终生，把命献给它。因此，要把这个毒誓作废，不和它沾边，神佛才会保护我们。我帮你把这个誓言作废了吧？同学大多数都同意了，入过党的，就连党一起退了。
还有一个同学在县城，以前我给他讲真相，一开口，他就躲的远远的，不听我说。我的真相内存卡都是交给他妻子，他不会看。那天早上，我刚刚发完九点的正念，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打给我，快给某某打电话。我立即打过去，他正准备参加单位组织的疫情防控会议，他说他们县很紧张。听我一说，他马上同意退出了团、队。
二零一八年的同学会上，身为同班同学的我丈夫在发言时，一直在说我是一个好人，自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们家就没过几天安宁的日子。我与同学沟通，讲我怎么从追寻人生真理走進大法的修炼，修炼后主动退还工作中的好处红包，然后历经几次黑牢的过程，希望同学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得福报。
而我自己当时刚出狱，还有很强的对邪党迫害我的气愤之心在里面，因此没有真善的力量。而现在，我是完全为了他们的安危，不是在表现自己的被迫害和自己的什么感受，因此他们就愿意三退和愿意了解真相了。目前，我的大学同学大约百分之八十都做了三退。
二、用纯善的心寄信
在疫情封锁最严重的时候，我发现街上的邮车分外显眼，按部就班的运作着，甚至比平时还忙碌。因为好些窗口单位不再接收当面递交的纸质材料，而是改用邮寄或者网上传递。我把这个信息和几个做寄信项目的同修商量，我们决定好好利用这个形式，把真相信送到众生手里。
我们这个地方是大城市，下面还有十多个下辖县，这些人都要我们去救度。大市的公检法和主要政府部门，我们长期给他们寄真相的，而现在需要给社区、乡镇和辖县的人寄真相信。
我意外的发现，法院审判流程网上有各地法院的法官名录。还有各地的陪审员名单，名单里有详细的地址，有的还有手机号。他们遍布社会各行业，真是太好了。大市社区搞改选时，同修发现街上的社区宣传栏上就有当选和参选的社区主任、书记、委员信息。
于是，同修们开始收集信息。还有同修骑摩托车到乡镇，收集政府布告栏上的工作人员名单，有的还有手机号。有手机号码的，我们整理后发给海外同修讲真相用。没有手机号码的，我们优先寄信。还有常人网上人大、政府的官网上，人事任免上经常都有干部任免名单。还有同修从政府部门拿到的大市全部政府机关人员的电话簿，有党政单位的详细地址和人员名单、手机。这些都是我们寄信的对像。
邮寄项目虽然相对安全稳当，我们也不能太依赖，因为现在常人寄信的少，一次寄太多了，容易引起邪恶的注意。因此，同修商量一天不能投進太多的信件。同时，我们在经手每封信时，都用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运输和看信过程中的干扰因素，让每一个拿到真相信的人都动善念。寄信的同修智慧的戴上口罩或者帽子避开摄像头。
信封我是用明慧上介绍的用手写体打印的办法，同修下载给我十多种手写体，因此每次我打印出的几十封信都是字体丰富，看着和手写的没什么区别，重复的字体也不多。
我寄真相信针对不同行业的众生选不同的内容：二零一九年和二零二零年的“清零行动”中，政法委安排社区、派出所、单位等参与大面积的骚扰，明慧网上有专门针对社区工作人员参与“清零行动”迫害的劝善信，我就打印了下来。因为当时是元旦前后，我就在信的开篇精心配上新春祝福的插图。我们给大市的大多数社区、乡镇主要负责人几乎都邮寄了这封信。
针对公检法“610”人员的通版真相，我看到明慧网上有《给中国年轻公检法和“610”人员的公开信》这篇文章，这封信图文并茂，有理有据的讲述了师父当年传法初期的史实，这些内容特别适合给这些部门的人员。我一般都放在第一次给这些众生写信用。
在疫情严重期间，我还常用那篇《疫情凶猛 自保妙方》的两页劝善信，也是可以搭配任何资料。还有明慧网上单页的“天安门自焚”真相、“四·二五”真相等这些都是可以搭配任何真相资料，比如《明慧周报》、《明慧传真》、《祝您平安》等。明慧推出了二维码，我就在每封信里再配上一、两张二维码。
这样做，花费的精力很大。从打印信封到针对每一封信选择内容，然后再一封封的写“灭”字，每次制作完一批真相信，高度集中精力后都感到很累。但是想到那些我们平时不方便面对面讲的众生拿到真相信，就是拿到了一个机缘，一个得救的机会，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因此，我一丝不苟的坚持做这个项目。
在营救同修时，我利用自己参与项目的便利条件，从家属、律师那里听到接触的公检法相关人员的情况后，就有针对性的选择劝善信和通版真相寄给他们。明慧网登出了曝光当地公检法、“610”恶人的举报材料后，我重点选了举报大市“610”主任和公诉科检察官的材料，寄给大市和各个辖县的政法系统的众生。
二零二零年五月，为营救同修，我放下对同修的依赖，自己动笔写了一封劝善信，里面直接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被列入恶人榜的编号告诉他们，警醒他们不能再参与迫害。明慧网登出后，我就一封封的修改，抬头都写上收信人的具体称呼，这样对方感到是针对他们本人写的信，而不是一个通版的信。一共有五、六十封，一个老同修去做投递信的事。
不久，听到一个同修家人的朋友传来的消息，说国保从邮局摄像头上看到一个男性老年人一天投了两次信，但是录像不很清楚，当地一个邮局门口就有蹲坑的了。听到这个消息，同修赶快去告知这位寄信的老同修最近不要再去寄信。同时，我们几个同修高密度发正念，清除邮寄真相信的干扰，不允许邪恶操控国保警察造业。
我向内找，发现在写这封真相信时，语气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在针对检察官和法官时，我在信的开头出于尊重，用的是“您好”，可是称呼国保警察时，我不愿意用“您好”，而是“你好”，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细细想下去，我对国保警察还是有一种怨恨心。因为每次对同修的迫害，一开始都是他们干的，做的坏事太多了。
我还是在人这一层看待迫害，其实他们的可恶，起作用的还是背后的邪恶因素。
师父说：“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1]
他们是被中共恶党、被旧势力操控的可怜生命。可能是我这个隐隐的怨恨被邪恶钻空子，让国保动了恶念。幸好师父保护了我们，安排常人来提醒我们，邪恶没有得逞。
我体会到了大法对我的要求：修出纯善的、为他的心，宽容、原谅所有曾经迫害过我们的公检法人员，只是把善恶必报的天理告知他们。天理衡量着所有的人，而不是我们人为的认为谁该怎样，这种心境应该是一种升华后的表现。
在配合当地同修诉讼人社部门非法扣除服刑期间养老金的案子，我和同修配合，给人社部、省人社厅和当地人社局及相关的财政部门、法院、人大、政协等相关众生，邮寄关于社保方面的法律真相信和大法真相信。每人至少是寄过两个相关内容的法律真相和多次邮寄大法通版真相，让他们明白扣除养老金是非法的。
我也去和省人社厅的一位处长当面沟通，讲过真相。他坦言，他知道是违法的，希望我们能诉讼成功，他也没有压力了。通过海内外同修的共同努力，当法院和人社部门的众生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明白了扣除养老金是非法的，他们面临被诉讼的后果后，人社部门放弃了对同修服刑期间养老金的非法扣除。
三、用心传播二维码
中共病毒（武汉疫情）爆发后，明慧网很快推出了多种形式的真相资料。我感受最深的是想让人能上网翻墙，持续不断的看到真实的信息，这太重要了。正好这时看到天地行上有翻墙直连的二维码，我有了强烈的愿望，要传播破网的二维码给世人。
我有了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做了安排：我偶然在天地行上发现，可以下载通版的二维码卡片。正好有一个同修和我有同感，也想传播二维码。我们互相配合，她没有条件制作，但是他们学法小组天天集体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到乡镇去发放真相传单、资料，我们正好配合，我上网下载，制作二维卡片，他们去派发。
后来，我看到明慧网上一位同修交流中提到独立网址的二维码，不易被封锁，可以看到点击量。于是，我上天地行学习，花了两个下午，我照着论坛提供的教程和视频，学会了自己申请独立网址。用二维码软件直接套模板打印自制的二维码卡片的方法，这个方法最实用，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我自己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卡片发出去后的点击情况。
从这个学法小组的情况看，他们主要在乡下发，因此点击量很少。我们交流后，改为面对面发，直接发二维码。看对像，如果是乡下人，就不发二维码，直接发传单；看起来对方有文化的，特别是年轻人才发二维码。发二维码时，如果没有提到法轮功情况的，就不发其它的真相资料，让世人没有障碍的上网看。这样有差不多百分之十左右的点击量。
一天我要去上班，我准备打印一点真相资料。没想到，刚打开打印机，就从打印机里自动打印出了一份通版的翻墙二维码卡片。我百思不解，因为我根本没有设置打印这份资料，之前也没有打印过。我一下子意识到，这可能是师父在点悟我，要准备一点二维码在手里，可能我会遇到需要这个的有缘人。
果然是，下午我遇到公司的小A，正好他今天有空和我闲聊两句。我告诉他，我家有老人信佛，告诉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可以带来好运，带来平安。
他是个年轻小伙子，我与他聊到疫情，他相信中共媒体不会把死亡人数全部公布，这是很多人的共识。我说，要了解真实的疫情，还有好多真实的情况，只有翻墙才能看到。我把翻墙卡片给了他一张，告诉他扫码后，下载一个软件，就可以长期翻墙看了，他很高兴的接了。小A一直在用这个翻墙看新闻，后来我给他做了三退。
还有一天，也是从打印机里自动打印出一张二维码卡片，我知道又是师父在帮我。结果，下午遇到一个年轻的经理。一说翻墙软件，他就很乐意的愿意试试，他也一直在用。
再后来，我看到了论坛上动态的二维码技术，我很费力的花了几天才学会。因为白天网路不好，但是凌晨特别好，因此我差不多熬了两个通宵。关键是申请海外邮箱的难度大，一开始我不懂，不断出现验证我是否是机器人的测试，一做就是一个小时，还通不过，我都灰心了。
这时我发现，自己流于了做事的状态，把常人那种没日没夜研究技术的习惯拿出来了。师父要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应该在修心上下功夫，使用神通做事，不应该这么费劲。我离开电脑，放下心去炼功，学法，发正念，让自己从急于求成的状态中走出来。之后，我借助翻译软件，申请了一个小国家的信箱，这下成功了，很好申请的呀。
把这种动态的二维码制作的图片打印在真相币上，我只在二维码上附上一句“危难时刻，真实资讯可以救人”。这样，针对各种情况的世人都适用。我测试了好几种浏览器，都能打开，几乎一扫后，点击就能打开，微信也可以扫。
同修用家人的手机测试后，很高兴，我们几个同修就长期用这种真相币。我看到每月都有二、三十的点击量，我们发出去的真相币不算多，有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差不多用了半年以后，才出现封锁。我在后台换了网址之后，又能正常使用了。这样又用了三个月。那些被封城的地方，不易看到其它真相传单、资料，而真相币二维码可以流传，这样就给众生多一个了解真相的渠道。
后来，我推荐给一个县上的同修，他们很高兴。可是几天后，就出现了封锁，连我新制作的几个动态网址也不行了。我找了好久的原因，从技术上看，这个动态网站在国内一直是间歇的被封锁几天，但是之前我们的二维码几乎每天都可以上网。
表面这层原因是浏览器打不开网页。我检查自己的修炼状态，发现这段时间有松懈，不象前段时间那样急切的想众生快点拿到我们的真相币，快点去扫二维码看真相，这种状态被邪恶钻了空子。还有我太高兴，心里不断的想着这个项目真好呀，想推给更多的同修，有了欢喜心。
随着发放的二维码真相币多了，救人的机会多了，触及的邪恶因素也多了，这就需要我们正念更强，心态更纯正，才能解体干扰众生得救的封锁因素。我加强了发正念，终于真相币上的二维码又有点击量了。
我写下这些修炼体会之后，感觉自己做的太差了，很微不足道。我要找回修炼如初的那份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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