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功三月颜家珍扔掉双拐　坚持信仰屡遭中共迫害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人生坎坷，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特别是我的左脚多次严重受伤，到处求医，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笔钱，结果是瘫痪在床上一年多。后来，行动都离不开双拐。

正在我失望至极的时候，邻居给我介绍了法轮功，并给了我一本《转法轮》。看书后的第三天，邻居就扶着我到炼功点炼功。

一个月后，我扔掉了一根拐杖，二个月后，扔了另一根，炼功三个月，我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健康人。我的内心无比的喜悦，这种喜悦不仅是因为我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更是因为我得到了宇宙高德大法，我真正的明白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人生的目的，我太幸运了。

修炼后，心中装着真、善、忍，时时刻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善待他人，同时也想着把这样好的大法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

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高德大法，却遭到独裁者江泽民的残酷迫害，他无视上亿人修炼受益并带动整个社会道德回升的事实，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了这场至今已长达22年的疯狂迫害。

我作为一个普通大法修炼者，我也遭长期迫害。我的电话被监听，遭非法刑事拘留两次、两次关洗脑班遭暴力洗脑、非法劳教三年，非法抄家无数次，给我及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

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三月底，普定县公安局李润英等恶警来到我家，欺骗我说：“你去局里一趟，有点事要问问你，”就把我带走了。

其实，他们并没有带我去公安局，而是直接把我送到了收容所。他们非法关押了我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把我和另外几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进了普定县看守所。一关就是五十七天。期满，警察还让我们自己出生活费，被我们拒绝。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七日，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去农村发放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被村里的大队书记恶意举报。五月二十一日，几个警察到家中，将我和另外五位同修分别关进普定县看守所及安顺市第一看守所。

我被非法关押在安顺第一看守所。一个月后，要将我们六人非法劳教三年。到劳教所体检时，我和另外二人因身体有问题，被劳教所拒收，普定看守所和戒毒所也拒收我们。警察就将我们非法关押在普定县收容所。

被关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当地公安警察李润英、黄华红等人，再次采用欺骗手段，将我和六、七位法轮功学员骗到公安局。随后，将我们强行拖到普定县精神病院旁的所谓“法制中心”，即洗脑班。

在洗脑班，他们安排了很多单位的人员轮番给我们所谓“上课”，也就是照着当时电视、报纸上散布的谎言，来对我们进行说教，企图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放弃信仰。每天还逼我们看诬蔑大法和师父的录像，强行对我们进行洗脑。

二零零二年的黄历新年，我们依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洗脑班的伙食极差，家人来探望我们，看见我们吃的东西，都难过的看不下去了。

二零零二年七月，在中共所谓的敏感日，公安警察李润英、黄华红等再次将我们五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进洗脑班。这次，他们知道，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徒劳的，干脆就不再找任何人来给我们所谓“上课”，也没有让我们看那些诬蔑大法的电视，就是把我们强制性的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整整二个月。

在贵州女子劳教所中遭受迫害

二零零四年六月四日清早六点，一帮警察来到我家，使劲敲门，我丈夫不知何人为何事，赶快去开门。十几个警察一下子都冲进屋里，说让我补足二零零三年的劳教期，今天来就是要送我去劳教的。

我拒绝跟他们走，他们就上来五、六个人，强行把我抬出门。我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大声向周围民众讲真相。一路上，他们抬着我不放。其中休息了几次，也是使劲拽着我。就这样，他们象土匪般的强行绑架了我，送到劳教所。

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邪恶指令下，贵州女子劳教所恶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她们安排六个吸毒犯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即所谓“包夹”，我每天被逼着看诬蔑大法的录像，罚我每天面对墙壁站军姿至少五小时，多的时候站十几个小时，背所规队纪。

长时间不让我睡觉，并限制站在一平方米的范围内，不准超越半步，姿势站歪了，包夹就破口大骂。上厕所，我也要请示批准才行，有时包夹故意刁难不让上，或拖延时间，让我痛苦的憋着。长时间不让我洗澡和换洗衣服。

每天，我被迫做奴工，每天一般都是十小时以上。劳教所恶警每天给我下指标，不管我会不会做，都必须得当天完成。恶警还拿“领款单”逼法轮功学员签名，她们冒法轮功学员的名领钱，还不准我们问是什么钱，而我们一分钱都没得过。这些恶警就这样榨取我们的血汗，把我们变成他们赚取黑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