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中共套在国人脖子上的精神绞架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2020年的全国高考，注定比往年有着更多的悲情、激愤与不安。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已经使高考延期了一个月，更多的学子们并不认为这是高考复习时间增多的“天时”，相反却深深感受到了命运的多舛与不确定。

一、疫情下的高考

考场人群聚集，疫情感染的风险使参考者和监考者们都倍感压力。中共官媒介绍，2020年全国有7000多个考点、1071万名考生和近百万名监考人员。往年，考生们的战斗是集中在印刷着密密麻麻考题的考卷上，工作人员则是对高考作弊者严阵以待。而今年，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武汉肺炎病毒。

北京今年高考正值六月疫情反弹波段，考生考前14天需要被密切关注，家长每天须4次向学校汇报体温，考生考前被要求做两次病毒测试。北京一名考生对法新社媒体表示：“想到在一个公众场所跟这么多人在一起，我还是有点紧张。但是我必须参加考试，我别无选择。”

另一名大陆考生对海外独立媒体坦言了自己的感受：中国的病毒检测能力，检测水平与社区的工作态度，能让人放心吗？上千万人的全国性聚集，目前是看不出什么来，到了七月底、八月底再看看，如有疫情，对中国的众多家庭来说是不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海外推特视频上，一位网友上传了大陆某医院7位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为今年中国高考学生打出的祝词，后排4人站着，每人都高举着写着一个大字的牌子，连起来是：“高考加油”，前排3人蹲着，举着的三个字是：“别学医。”7名医护每个人的眼睛位置还贴着两个“泪”字。

“高考加油”和“别学医”，这样的逻辑组词，只有在中共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们才能有深刻的体会。高考定终生，中共灌输教育体制给中国人制定的人生轨道，简直成了中国人的宿命，体制内高层以下的家庭和个人是根本无法摆脱的。一句“别学医”，折射出了武汉肺炎疫情下中共医疗体制的压力与困境，排除巨大的一线感染风险之外，医生还得必须配合政府隐瞒疫情，否则，李文亮、艾芬就是榜样。医护们即便付出生命的奉献，最后统统会被“党”和领袖们拿走——党不惜一切代价战胜了疫情——绝望中的患者、封户粮绝中的百姓和一线医护只不过是“一切代价”之一分一毫而已。

二、高考顶包丑闻

一年一度的高考，对中国上千万学子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决定命运的分水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严酷高考竞争格局，曾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焦虑，每年的高考日，几乎牵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再炎热的酷暑都挡不住学子和家长们，冲刺考场奋力一搏的斗志。不管能不能上得了大学，人们都会渴望着命运对自己是公平的，社会对每个人是公正的——以考分论成败。

十年寒窗苦，寸纸见分晓。中共的高考制度，一直是这样告诉给中国人的：高考是公平的，考场见高低，优胜劣汰，达到录取线就鲤鱼跳龙门了，高分就进名校。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今年高考前，山东曝光的陈春秀与苟晶十几年前高考被顶包丑闻，使人们不由惊叹中国人的人生还可以这样“被偷走”。

《南方都市报》6月11日报导，出身农村的陈春秀16年前参加高考落榜，直到最近才发现，她并非真的落榜，而是16年前被另一个“陈春秀”冒名顶替上了大学。另一名叫苟晶的女子，近期在山东教育厅网上信访受理平台实名检举，1997年她读高三时的班主任的女儿，在当年的高考中顶了她的包而上了大学。苟晶因此而名落孙山，命运从此被改写。

由于事件正值高考前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中共治下的权钱交易已经深入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孔，中考高考招生领域早已不是什么净土，但这样冠冕堂皇的“复制身份”舞弊，“冒领”他人命运，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控制很严厉的现实来说，如果没有一个体制内权钱交易的作弊链条，是根本无法达到的。

《南方都市报》还披露，仅2018年、2019年，山东省14所大专院校就排查出，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涉嫌者242人。这更加说明，顶包上大学已不是个案，而是犯罪者们刻意经营的一项产业。

就在苟晶案沸沸扬扬之际，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突然发声，指责苟晶有自我炒作之嫌。针对胡锡进的说法，某央视前主持人发推特视频揭示：“胡叼盘”和网络大V大规模的网上动作，是接到了（中共）统一指令，要为这个事（高考顶包事件）洗地。……如果全国放开查，九十年代，（这种事）可能2000个都不止，两万个都不止。（中共）他们一条龙造假队伍、手段、成本都非常熟练，而且非常廉价非常简单。认识个派出所的、认识个任课老师、教委的人，就搞定了。所以不知道有多少穷人家的孩子的命运被他们改变了。那么，这将是一个社会大的危机，怎么办？那就派“胡叼盘”这样的人洗地。

这个前央视主持人进一步揭示，（中共）他们这样洗地的目的是让百姓们认为，苟晶这样的人不值得同情。

他呼吁民众不要被（中共）他们把玩。……为什么（中共）强拆那么多家你们都不明白，非得强拆你们家、顶替你女儿才明白？

陈春秀、苟晶事件透露出，中共这个权力专制体制借助高考机器碾压民众，已经形成了诸多的系统性运作方式，而且都有着中共体制的保护伞为其撑腰。制造出这样的悲剧之后，为掩盖罪行，还要抹黑受害者，洗脑民众，得逞后继续鼓吹党的伟大。手段何其卑劣。

三、谁制造了高考首日悲剧？

2020年7月7日，贵州省安顺市一辆载有高考生的公交车，在行驶的路中，避开来往车辆后突然左拐，直驶入路边的水库，导致车体坠湖，致21人死亡、16人受伤。其中一名死者为高考女生。她的母亲早起送她上车参考前，还询问女儿晚上回来想吃什么，结果不久就发生了悲剧。

事情发生后，中共官方不公布事件详细调查结果，同时要求媒体禁言。有知情人向外媒透露，事件可能是一起公交司机报复社会案件，而诱因是中共的拆迁事件。司机全名张包钢，为当地的拆迁户，退伍军人，高考日期前夕，还因拆迁和政府有过不愉快的回合。

知情人还透露了另一个重要信息，张包钢的女儿去年参加高考，因考试状态不理想而跳湖自杀，自杀地点即为公交汽车失事的水库。

根据知情人爆料的信息，人们不难判断，这是中共制造的又一起社会性悲剧，事发后中共立即采取了惯常的维稳手段，严密封锁真相。拆迁血泪悲剧在中国已经上演了无数案例，在没有公平司法体制的大陆，被中共仇恨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长期洗脑的民众，很容易就会选择报复社会、伤及无辜来作为自己最后的发泄口，以示对当局和社会的不满。但张包钢报复社会更大的诱因，可能是来自对女儿去年高考失利投湖自杀这一事件。他选择在高考首日，有意开车坠入女儿自杀的水库，这两点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大陆学生因为中考、高考自杀或和老师、家长发生冲突的事件多如牛毛。中共的解释基本归咎于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差和当事学生家长家庭教育的责任。从来就是掩盖应试教育体制本身的漏洞与不合理，更不会追查中共体制下应试教育的权力寻租败象。招生腐败一度成为中共中纪委重点巡视项目。

中共号称教育投资每年超过三、四万个亿，但这些教育经费资源投入，城市的特别是大中城市的远高于农村。而高考的招生政策明显向大中城市考生倾斜。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地域上的高校（含民办）约80所左右，其中北京市政府隶属的高校约54所，这些高校的招生60%～70%是来自北京市，外省市比例只是少部分。而北京地域上的其他1/3的教育部属或国务院部属院校，知名高校如清华北大每年招生，解决北京市生源和全国其他城市生源要比农村多。

而在中国，高考到目前为止仍是唯一能够改变人一生命运和身份的基本途径。作为家庭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已经形成了固有的观念了，社会巨大的压力、亲朋好友师长的希冀以及自身的未来，都系于高考一试，每个高考生对高考应试大有“成王败寇”的感觉。青少年们在这样巨大压力下的崩溃，是一句学生社会承受能力差就能解释的了的吗？

中共对你耍尽了流氓，还要让你后果自负。一切恶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中共，中国人认不清它，就会造成自身的灾难和社会的悲剧。张包钢事件只不过是悲剧的冰山一角。

四、高考：中共套在国人脖子上的精神绞架

高考，其实是中共刻意在中国人脖子上套牢的一个精神绞架，用你希冀的名誉、前途、归属等动听的说法来引诱你、强制你，渐渐培养你自觉顺从它、信仰它、维护它，以至于对它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精神依赖和物质意义上的价值追求，成则跻身主流社会，败则无颜见江东父老。

有多少个家庭因此而如梦如痴，甚至是祖孙三代为了孩子能考个好大学而“衣带渐宽终不悔”。很多中产阶级、智识阶层、海归名流，从孩子一诞生就要疏通关系做前瞻性准备，考虑到哪个知名幼儿园，如何与班主任建立感情，到处寻找高价的学区房，全职母亲们甚至一路陪读。在全社会都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好像哪个家长不这样做，就不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哪个孩子不经过这样的历程就成不了才，融入不了社会。辛勤的园丁在课堂上授课的“艺术性”越来越高，重点、难点、疑点总是欲言又止，留待精彩部分辅导班分解。祖国的花朵也随之越来越世故了，主动提醒家长跟老师要“往来有红包，佳节礼更重”。全社会都卷入这个漩涡。

而中共却趁着国人算计着自己人生的同时，正歹毒的算计着你的精神与灵魂。从六岁开始强迫你入少先队，高中强迫你入团。什么社会主义主旋律、正能量，什么“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文革是一场艰难的探索”等伪历史登上大雅之堂，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被老师和家长一致视为异类，缪可馨类跳楼事件时有发生。

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到大学，一路“红黄”交替上演，红色教材，黄色教师。2017年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性虐儿童事件，近日网路曝光广东惠州小学教师奸污12名女学生，学校早已不是知识圣殿的大学象牙塔。民国时代大师辈出，今日的红色江山是“叫兽”遍地。而真正的独立敢言的知识分子，民族的脊梁却倍遭打压与污蔑。7月初，数次发声历数中共当政罪恶的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在北京的家中被警察带走，罪名竟然是“嫖娼”。许教授的家人表示，许章润因发声呛中共得罪了当局，早已被长期软禁在家，疫情期间，更是足不出户，哪里来的“嫖娼”？有网友戏称，中共这是“顺我着昌，逆我者被嫖娼”。

中共窃政以来，大学校园里曾张贴过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经历过“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上、管、改”，1973年尝试恢复高考后鼓吹过张铁生交白卷，1989年六四运动，高校成为中共迫害学潮学生的重点区域，1999年迫害法轮功，教育系统将天安门自焚谎言写进学校教材，毒害中国的下一代。直到今天，中小学已经成为中共洗脑青少年的专业基地，高校则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战线的前沿阵地。整个教育系统，完全成了中共的红色学区，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几乎成了中共教育园地里的空白与禁区。而教育体制内的科研成果正在被中共全面运用于全民监控系统，很多有高校加盟的国家性项目如一带一路、千人计划、2025计划、孔子学院等，已经成为中共渗透西方的高精专业器具。

在中国，除了特权阶层外，从你诞生那天起，你的人生轨迹就会被家庭和社会引导向高考冲刺的方向上来，除此之外，你几乎别无其他被称之为“上进”的选择。而这恰恰是中共设计给全中国人的一套精致的精神枷锁。

认清中共，卸下中共套在脖子上的精神绞架，人生于你才会更精彩和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