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被劳教迫害　吉林省李淑秀控告元凶

现年六十一岁的李淑秀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李淑秀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就是得到了法轮大法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个真真正正的苦命人。童年时在家里不受欢迎，结婚后丈夫性格特别不好，我们没有共同语言，自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上学。那日子，别提多苦了，同事、邻居都可怜我。

可是屋漏偏逢连天阴，运气不好又多病缠身，心脏病、肝炎、肾病、神经性偏头疼、胃下垂、胃窦炎、严重的痔疮、腰部有一个鸡蛋大的瘤子，眼睛因十来岁时生痧子而看不清东西，一看书就头痛……走路从来都抬不起头，脸色呈土黄色，一副死人样，浑身难受得实在不行时，想自杀，可是不忍心撂下俩年龄尚小的孩子，就硬挺着。

日子过得实在没什么盼头了，一九九七年，我回到山东老家五莲县看看亲戚朋友，觉得这样也就死而无憾了。可没想到了老家亲戚跟我弘法，我竟意外地得了法，得到了宝书《转法轮》。起初，我一看书就觉得这法好，其实当时一次只能看一小段。可我就觉得身心舒畅。心里想可有师父了，那激动劲就别提了。下决心一定要修下去。就这样，一九九七年九月份，我真正走入了修炼。

我越学越觉得好，后来想，得了这么好的法，得全身心投入才行。于是那年冬天，我只身来到黄岛，每月花三十元钱租了个小房子专心致志地学大法，当时我才四十多岁。我一门心思学大法，所以什么也阻挡不了。那时我所在的农安县公安局下设的劳动服务公司正在搞转正，转正后就成为公安局的人，就等于端上铁饭碗了，可我正如饥似渴的学大法，顾不上这些了。工作的事，有关负责人找了我六次，我也没动摇，俩孩子也赞成、支持我，觉得我只要身体好就行了。就这样，在法轮大法的佛光照耀下，我身心得到了净化。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我一身疾病全部消失。

迫害开始了　遭监控、驱逐、辞退

一九九九年，无病一身轻的我到一外资企业打工，不料四二五后，江泽民蓄谋已久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了，我也遭受各种迫害。当时柳花泊办事处、妇联、开发区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到企业找我，让我停止学、炼大法，大法给了我新生，放弃大法等于放弃生命的根本，我哪能放弃？我拒绝放弃后，这些人就在星期六、星期天把我关到柳花泊敬老院对我洗脑，还恐吓、威胁我说：“继续炼就不能上班了，再炼就吊起来。”

不仅如此，为防止我去北京上访，他们安排政府车辆专门接送我上下班。上班期间，有专人在公司传达室内监控我，后来则发展到监视我的饮食起居。譬如：七二零期间，开发区政法委、柳花泊办事处等多个单位派人监视我。晚上我睡觉时，在我所住房子的胡同头，便衣们放一张桌子，喝着茶水、监视我。白天我看见他们时说：“你睡得可挺好，我们可是被蚊子咬了一宿。”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九九年秋天，一次我因觉察到被监视，故意离开班车上车点一段距离后才上车，一会功夫，交警就挡下了车，坐在车门口的我问交警要干什么时，他吓了一跳，支支吾吾地说找“老李”，那时我发现：我时时刻刻处在被监视之中。

试想一下，为了监视、监控我这个赤手空拳的弱女子，当局派出了多少警力？警察本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安全的。在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下，他们竟花着大笔纳税人的血汗钱，干着如此违法犯罪的勾当，实在是可悲可叹！如果，将这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大笔钱财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会有多少老百姓受益？当然，我也明白，这些警察包括许多下令给警察的人也是受害者，是江泽民迫害政策的受害者，所以也想借写控诉书之际，提醒人们，“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保留住那心底的善念，或许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为摆脱被监控，八、九月份，我搬到辛安住。不料，辛安派出所一王姓警察把我叫到派出所说：“你不能在这儿炼功，如果坚持炼，就不能在这儿住，而且你妹妹也不能在这儿做买卖了。”

最后他们还逼公司辞退我。辞退我时，我们公司的供销科科长刘佳柱给公司老总以及迫害我的人算了一笔账：“老李负责原材料、产品的供销，由于她学大法，从来不收受回扣，都是货真价实的购进、卖出，仅我公司一年用的固碱、二硫化碳、工业用酒精，就给我们公司省了六十万。”六十万，在九九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媒体造谣、污蔑宣传不停、政法系统的铁腕迫害也越来越严厉。这让我想起孙悟空，孙悟空经常被唐僧念紧箍咒教训，但只要唐僧有难，孙悟空就会义不容辞地舍身相救，而作为大法弟子的我呢？孙悟空还只是只猴，而我是人，医生给病人治好了病，病人也会去说声谢谢，而大法给了我新生，如今，师父被诬蔑，大法被蒙冤，我不去说句公道话还配做人吗？恐怕连人字的一撇都不配呢！想到这，我下定决心去北京上访。

九九年十一月，我来到北京。因为国务院信访办不受理，我就到天安门广场炼功，被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后被送到驻京办事处关了一宿，第二天，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局来人，把我用手铐铐到了吉林省警察厅六处录口供，然后由农安县公安局接回，送到五公里看守所，后被国保大队勒索了我五百元钱后放我回山东。

九九年过小年的头一天，因被举报，我和我大姐（大姐也修炼法轮功）被警察绑架到黄岛派出所，我们俩被关在铁笼子里三十多个小时，后来开发区公安局一陈姓警察跟一年轻警察非法审讯我，我反问他们为什么超过二十四小时还不放人？要么放人，要么就拿出法律依据劳教我。他也知道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只好说得请示局长、政法委书记，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是有预谋的、有安排的，上指下派的。被无缘无故关押了一天多后，我们被放回家时，黄岛派出所告诉我，不准我在黄岛住。可怜我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因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被两派出所驱逐，从此我只能到处流浪，居无定所。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到吉林省驻京办，农安县公安局把我放回了山东五莲老家。回家后大约一个周，我正在家包饺子，五莲公安局无缘无故把我绑架到拘留所拘留了十五天，十五天后，两名警察把我送到潍坊火车站，又送给我一百元钱做路费，这样变相的把我撵出了五莲老家。

进京说公道话遭非法劳教、酷刑、奴役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我与两名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因国务院信访办无人接待，便衣还在抓人，我就到北京金水桥上炼功，被北京武警绑架到前门派出所。一进派出所，警察拿出一本《转法轮》，他们把我们师父的照片胡乱涂抹一气，问那俩同修，“这是谁？”同修看到师父照片被涂抹，心痛地哭着说“那是俺师父，哎呀师父，您竟被这样侮辱，我们一定要为您讨公道”。谁知警察用《转法轮》煽俩同修，用脚狠狠地踢他们。之后又来问我，我说“我不认识。”在那儿，警察把我们关在铁笼子里十几个小时，后我被农安公安局接回关在看守所一个月，在那儿，我被强迫天天挑红豆，一天干八、九个小时。之后又被劳教一年，送到黑嘴子劳教所迫害。

中共酷刑演示：关铁笼子，不准睡觉

在劳教所，我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去到当天，劳教所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问我还“炼不炼”，待我刚说出个“炼”字时，五、六个人（这几个人分别是：王丽华、姓藏的姊妹俩，一个姓张、一个姓习的三大队的大队长）就对着我拳打脚踢了起来，这样还不算完，又用电棍电我，我站不住，就在屋里到处跑。就是这样，他们还是逼问我：“炼不炼”？而且说只要炼，还得电棍电，并且拿了一张白纸给我，告诉我只要写个“不炼了”就不电了，在实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我违心地说了个“不”字。他们看我支撑不住就把我架到监室，同监室的人看到我的脸呈土灰色，都很害怕，小声议论：“这人是炼法轮功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炼法轮功的身体都很健康。这次酷刑还直接导致了我大小便失禁。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因为说了个“不”字，我的身心彻底垮了下来，生不如死的感觉又回到了我身上，当时我天天瞅着窗户，思考着怎么样能死掉，没有大法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天天以泪洗面，也不吃饭。后来值班的狱警看我实在是太可怜了，就给我端来鸡蛋、小米粥让我吃。王丽华也良心发现，偶尔给我送点好吃的，不让我干重活……。可她们哪里知道，我失去了信仰，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就形同于行尸走肉，哪是什么物质能改变得了的？

除了遭受酷刑折磨外，我还被逼做高强度的奴工。通常是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从早晨五点干到晚上十点，而且，因原材料毒性太大，我被迫害得差点失明，这一年里，炼功之前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又回到了我身上。我知道，因为我说了不炼的话，所以就不是修炼人了，师父也没法管我了，所以各种疾病又回到了我身上。

在被劳教期间，我还经常被抽血化验，联想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迫害，现在想起来都感觉不寒而栗，那时给我所做的抽血化验分明是没安好心。

再遭劳教　一度被迫害致命危

二零一零年六月，因诸诚同修被迫害牵连到我，诸城公安局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通缉令抓捕我。六月五日上午，我在辛安大集上讲大法的美好时被绑架到辛安派出所，录完口供后，辛安派出所通知诸城公安局，下午两点多，诸诚610与国保把我绑架到诸诚公安局，戴上手铐、脚镣，关押了两天两夜，一去就查体，虽然查出我患有多种疾病，不适合关押，但他们还是把我送进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在诸诚看守所期间，五莲县、莒县公安局都去找过我，还给我非法录像、非法审讯我。一次，他们非法审讯时，我被迫害得心脏病发作，脸色发青，被看守所一李姓警察看到说：“不能再审了，赶快送医院吧”。才勉强停止非法审讯，送进医院。

在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后，他们又把我送到拘留所一宿，后送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王村劳教所看我身体不符合关押条件，不收。诸诚警察就走后门强把我送下，最后王村劳教所提出条件：如果我在三个月内犯病的话，他们就退回。在诸诚警察答应之后，王村劳教所才将我收下。而我被绑架时身上所带的包，内有一个苹果牌MP3，一条珍珠项链，一块电子表，诸诚公安局都没退还给我。

在王村劳教所，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十分虚弱，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等多种疾病一起发作，被送到警察医院检查，家人委托了律师申请复议，后于皇历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由家人接回。

屡遭迫害，家人亦承受痛苦

二零一一年，因一同修在集市上讲大法美好真相时被绑架，我与另一同修到她家串门，恰逢薛家岛派出所到该同修家抄家，我们也被绑架，被拉倒薛家岛派出所迫害，后来他们看我吐血才放我回家。

二零一一年，同修被绑架，我与另两位同修一起请北京律师营救，因被监听，吃饭时被绑架到长江路派出所，在被非法关押的五天中，曾一次被送到黄岛医院体检，三次被送到青岛海慈医院体检，在身体不符合关押条件的情况下，长江路派出所硬是把我们三人送到大山看守所，后因看守所拒受，我们才被放回家。

二零一二年，我在辛安大集上讲大法美好真相被警察跟踪、绑架，并去来录像设备给我录像，还从别处拿来光碟假作我发的光碟录像。录完像后，他们把我劫持到辛安派出所，把我关进小号里，不让随便上厕所，其中一名叫王星的警察和一张姓警察非法审讯我，审讯过程中，他们将我双手拧到铁椅子的后背，然后用手铐铐住双手，再用小绳系到手铐上，绳子的另一端则系到脚镣上（腿、脚均被固定），逼问我东西哪来的，我不说他们就踢一下小绳，在他们踢小绳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手铐要把手上的皮掳下来一样，脚镣脚脖子的骨头则象被勒断了似的痛痛难忍，王星还扬言，“不说就整死你”，就这样他们整整折磨了我两个多小时。后来他们送我到青岛海慈医院体检，三天去了四次，路上一杨姓警察恐吓我说：“要查不出病就把你扔到大海里”，虽然体检结果不适合关押，他们还是两次将我被背铐着（手铐都铐到肉里，印痕第二年才恢复平整）送往大山看守所，就这样，我在辛安派出所、黄岛医院、海慈医院、大山看守所来回穿梭了五天，最后大山看守所两次拒收，他们才让我儿子接我回家，儿子去时，他们勒索了儿子三百块钱的药费。

中共酷刑刑具：手铐脚镣

八十八岁高龄的老母亲看到我受迫害的样子，体重从一百二十多斤一下降到九十多斤，精神也变得恍惚。

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时，我女儿领着外孙到劳教所看我，外孙天真地问女儿：“妈妈，这是姥姥的家吗？”女儿闻言脸色大变，痛苦地训斥外孙：“闭嘴！”

我被劳教期间，儿子得阑尾炎，因没钱医治差点送命。后来，我从劳教所出来后，都没钱给儿子举办婚礼。从未见过面的儿媳看到我说：“这不挺正常的吗。”这极普通的一句话，暴露出江泽民邪恶集团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妖魔化诋毁给世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了。

综上所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来，我被迫失去工作、被迫居无定所（其中被非法驱逐暂住地三次）、非法拘留了六次，被非法劳教了两次一年零三个多月，无论从肉体上、经济上、精神上、生活上、人格上都承受了非人的折磨，不仅自己难以承受，家人也备受打击。而这一切，均源自于江泽民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与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