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冤狱苦难　兰州李福斌告元凶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兰州市东岗食品厂退休职工李福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修炼法轮大法后，原来患有的胃溃疡、颈椎炎、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多处关节炎、结肠炎、常年头痛病等病三个月后全部不翼而飞。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他先后两次上北京想向政府说明他炼功后的亲身体会，希望政府了解法轮功对国家与对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真相。但多年来屡遭迫害，其中一次被非法判刑八年，九死一生。二零一五年六月，李福斌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以下是他在控告书中其中关于八年冤狱遭遇的陈述。

一、跟踪绑架 被非法判刑八年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日，七里河分局警察跟踪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到金昌路我们租住的房屋，我们九个法轮功学员在学法时，被兰州市城关分局、七里河分局、兰州市公安局、甘肃省公安厅联合绑架到七里河分局，戴着手铐脚镣铐在暖气片上整整一夜，我们住处的所有东西和一万多现金、电脑、磁带复制机等都被他们抢走。第二天送进西果园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七个月。关押期间每天被强迫高强度劳动十六、七个小时。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我又被转往兰州市第二看守所，当时警察要给我戴手铐，我不配合，他们几个人把我摔倒，强行戴上手铐送往兰州市第二看守所。在第二看守所我每天被迫拣大板瓜子十几个小时，因我抵制非法关押迫害，看守所队长陈小刚准备给我上串刑（一种酷刑，把脚镣和手铐从前面串在一起，使人只能蜷缩着，不能抬起身子），后因自己正念抵制没能实施。

在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七个月，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以所谓的“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冤判我八年。（2003）兰城刑字第607号。审判长：刘保森，审判员：陆军，审判员金济勇，书记员：李麟。我们提起申诉，中级法院维持原判。（2004）刑一终字第037号。审判长：傅觉非，审判员：董清梅，代理审判员：金军，书记员：韩彪。

二零零四年三月在送往兰州监狱时，因我不配合戴手铐、脚镣，被以陈小刚为首的七、八个警察将我打翻在地，强行砸上几十斤重的脚镣、手铐送入兰州监狱。

中共酷刑示意图：手铐脚镣

二、入监队折磨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进了监狱后，警察直接将我关进禁闭室，操控死刑犯等犯人把我的衣服全扒光，三月份的天气不给我衣服穿，还强行剃光头，整整关了十五天才放我出来。关押期间，有一次，犯人要我填写心理测试表，我没有填写，一个叫徐军的重刑犯用一寸粗的皮管子在我身上狠狠的抽打，把我打倒后，拖着我在地上走，之后几天我都不能行走。在入监队期间每天都有四、五个重刑犯监视跟踪我，还强迫每天剥蒜十几个小时。

二零零四年十月，因我在监舍晚上炼功，又被警察王长林、赵干事要关进禁闭室，我当时也是不配合，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几个犯人企图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喊，我还是在喊，被警察张队长和犯人马某某用木板在我的脸上、头上、身上毒打，将我打晕后给我戴上脚镣手铐，从脚上倒提着拉到禁闭室，在禁闭室内还经常受到看守们的打骂欺侮。有一个叫徐军的重刑犯在我腿上狠狠的踩了一脚，使我腿部疼痛难忍，经常抽筋。

出了禁闭室之后，有一次我为了照顾一个老年经济犯，在上楼时没顾上给警察杜队长打招呼就被拳脚相加，并拿铁茶几面子打我，将我的脚拇趾盖掀下来，当时鲜血直流。兰州监狱的警察、犯人经常无故的打骂法轮功学员。按邪恶的规定，入监队呆二个月后就下监区，而兰州监狱的恶警整整在入监队迫害我八个多月才让我下监区。

三、见不到太阳的小黑房

下到四监区后又被警察大队长刘江辉、教导员苏东海、小队长王方中关在四楼的小房子里，不让和其他人见面，也不让下楼，长期见不到太阳，还经常受犯人的刁难、折磨、精神摧残。

最可恶的是，二零零五年的十月，兰州监狱对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疯狂的迫害，逼着要法轮功学员写什么“五书”，放弃大法修炼。不照办者就不让睡觉，连续十几天、甚至几十天不让睡觉，还派上四、五个人轮班摧残折磨，有的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法轮功学员常具斌一直被关到出狱。

我在四监区的时候被迫害导致身体出现了许多的病状，心脏、腰腿、胃及其它内脏都出现了病症，后来由于不听警察的无理安排，先后又被关了很多次很长时间见不到人、见不到太阳的黑小房子，严重的摧残了我的身心健康，甚至腿肿的行走不便。

四、禁闭室七十三天摧残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狱警又将我从四监区转到七监区。到七监区后，警察孙玉辉大队长、沙里教导员企图以每天十几个小时编织地毯的高强度劳动摧残我，还要逼着我写什么思想汇报，当我不配合时，以警察刘敦为主管，孙玉辉、沙里、刘文振为首的迫害小组，对七监区的大法弟子进行了全面的迫害。由于我不配合警察，就对我进行特殊的严管，整天由犯人邹树鸣、刘宝生、宋伟监视跟踪，不许和其他的人及大法弟子说话。特别是邹树鸣表面上对人挺热情，背地经常打小报告，为了减刑，尽干缺德事。

中共酷刑刑具：手铐脚镣

二零零八年三月，法轮功学员骆秀峰因写了严正声明，警察就把他整天铐在后院的水泥电线杆上，整整铐了一年。因为我和骆秀峰说过几次话，警察就认为骆秀峰的严正声明和我有关，在二零零八年的九月十七日把我又关进禁闭室。在禁闭室期间不让我睡觉，并且上的是串刑。副大队长刘文振特别交待包夹的犯人不给我衣服穿，不给我被子盖，还克扣饭菜。睡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在严寒的夜晚再冷也不给被子盖，犯人还把我从别人跟前找的被子归为己有，整整关了七十三天。

出禁闭室时我已瘦的皮包骨，被折磨的腰直不起来，腿不能行走。回到监区后不几天，又因法轮功学员给我一篇师父的经文，警察强制我戴上手铐、把我关进小房子十天十夜不让睡觉，同时又增派了包夹的犯人监视我，一直到我出狱那天。在我即将刑满出狱时家人给我送的衣服，恶人从窗户都扔出去了，直到我要出来时才把衣服给我。当我从监狱出来时，街道、派出所、610等的人员还迟迟不让我走，让我签什么字，让家人写什么保证。

八年牢狱，在看守所、监狱遭受了狱警与杀人犯、抢劫犯等服刑人员的种种迫害，包括殴打、谩骂、侮辱、刁难、精神摧残、二十四小时坐小板凳、不让睡觉、关黑房子、关禁闭、戴刑具、不允许与其他人说话、罚站、消减口粮、不让家人接见等，被摧残得伤痕累累，经常出现身体不适，血压升高。在监狱里，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在炎热的夏日和严寒的冬天，都得出工干活，监狱不顾人的死活。

八年冤狱中，我不但受着精神及肉体的残害，二零零三年十月又被中共在经济上克扣，停发了退休金，出狱后单位及社保一直不予正常发放退休金，只给四百元的生活费，连地区最低标准也不予发放。而且单位及街道每逢他们认为的敏感日就进行骚扰，不让我及家人过安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