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五岁女儿的面，狱警对我拳打脚踢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这场迫害，不但使我失去自由，还剥夺了我为人子、人夫、人父的权利。”这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镇下井村村民马清海对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的控诉。

马清海因修炼法轮功，长期被迫流离失所，并被非法判刑九年，一家人生活困苦，不能团圆。现年五十岁的马清海于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上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以下是马清海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当年，我们活的好累好累

我和妻子是抱着给儿子治病的想法走进大法的。 我儿子，从小就得了肺炎，后来发展到肺门结核，每天都吃利福平和异胭肼等抗结核药，还有消炎药、抗感冒药等。每顿吃的药有时几粒、十几粒，多时有二十几粒。那时因为连年干旱，再加上苛捐杂税又多，我生活很困难，收入的那点钱不够给我儿子买药的。儿子又黑又瘦，人们都称他“黑汉”。

那时医生已成了我家的常客，每年新年买只鸡，三两条鱼，从来都舍不得吃，要给医生留着，因为大年三十儿子还在输液。小诺霉素不管用就换青霉素，青霉素不管用就用白霉素，白霉素不管用就换红霉素，红霉素刺激胃，儿子吃什么吐什么，连喝点杏仁露都吐出来。屁股上扎得全是针眼。手上、脚上也都是输液扎的针眼。记得一次大夫输液，怎么也扎不上。儿子懂事，虽哭却一动不动。大夫急得一身汗，儿子疼得一身汗，妻子心疼得一身汗。我又是怎样的心情？我是男人，我不能出汗，可是我的心却在滴血。常言道：儿女是父母的连心肉。儿子太瘦弱太可怜了，我太爱儿子了，我想尽一切办法为孩子医治。

那时候，我家吃的片剂、打的针剂、中成药、注射器、体温计，在组合柜的一个柜橱里，象药铺一样。我自己也成了“半个大夫”。还记得一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干活，儿子咳了几声，我和妻子听了觉得不对劲，到屋一看，只见儿子呼吸困难，急忙找人骑摩托车赶到医院，经检查，得的是急性喉炎，嗓子起了一个疙瘩，打针已经来不及了，用注射器直接往嗓子喷药。大夫说这种病能把人憋死，再晚来一会就有生命危险了。我和妻子每天都在对儿子的担惊受怕中度过。因孩子的身体虚弱，只要天气有点变化或有什么流感之类的，从没落下过儿子。各种医疗方法也只能维持病情，却不能彻底痊愈，看着可怜的孩子长期被病痛折磨，我却无能为力，我真的有些绝望了，郁闷的心情无法形容，活的好难好累……

大法，恩情数不完

一九九七年秋，我们全家终于有幸结缘法轮大法，书中的法理解答了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我如获至宝，知道了怎样做人，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从此按“真、善、忍”标准做人，遇事向内找，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全家所有病症竟不翼而飞，天下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儿子的病好了，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起来。幸运中我感到这大法太好、太神奇了！这真是救人于危难的高德大法，此时让我觉得我们一家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没有亲身经历的你都无法体会到那种心情。若有人从黑暗处把你救度到光明之处，你将如何感激这个人？倾尽所有都无法感恩这么好的大法与师父！而我却无以为报。从此我全家整日处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之中，从未感到过生活是那么的美好！由此我还清楚的记得，橱柜的药除留点酵母片（给羊用）外，所有的药全部送了人。算算法轮大法将给我家节省多少医药费，都无法统计。还有很多神奇的例子，这里只仅举几例。

特别难忘的是一九九八年冬天，我刚刚买了一群羊，冬天的雪下的又大，有一天早晨帮邻居家抬石槽，由于用力过猛，当时只觉得腰部“咯吱”一声，扭了。坚持把石槽抬上后回家了，吃完饭上山去放羊，再加上雪特别大，腰疼得我已经赶不上羊群了，邻居家的老父亲看到我这样非常担心，这下他家惹下了大祸，我放不了羊了，那么多羊，喂什么？当时我就坚信师父说的话，坚信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不会给任何人找麻烦，晚上回家就能炼功了。第二天我又试了动功（有弯腰和下蹲的动作），晚上我又能炼动功了，第三天就神奇的好了。以前那种天天腰疼的症状不见了，你想我那时是什么心情？激动得真想上大街上去喊去。直到现在近二十年了，腰疼从没犯过。

父亲是多年的肺结核，在五十多岁时就已干不了活了，听别人说内蒙古扎鲁特旗水土好，养人。父亲为了活命搬到了扎鲁特旗，可是身体并没有过好转。后来父母看到了我们的变化，也从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搬回来，加入了我们的以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修炼行列，很快，六十多岁的老父亲十多年的肺结核病也好了，是法轮大法让我们全家恢复了健康的身体。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父亲，救了我儿子，救了我全家，而师父没要我一分钱，身心特别轻松与快乐，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

村民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修炼法轮功后，我们时时刻刻用“真善忍”为标准指导我们人生，是我们家乡人公认的好人，那些年全国每年都分春、夏、秋三次大搞治山治水，植树造林等运动，每次上级检查质量和数量，乡、村、组三级政府都公开说我那是“免检产品”，不但数量够，而且质量合格，而普通人是很难做到的。无论有什么任务，我都积极带头完成。那些年我在我们附近是富裕户，自己养了一群山羊，每一年的登山税、绒毛税我都一只不落的如数上缴（羔羊免费，但很容易混淆大小），而其他村民却到处藏羊，隐瞒数字，以此来偷税漏税，村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家是炼法轮功的！”

过去经常与邻居、家人发生矛盾、冲突，修炼后，每发生矛盾我都按我们师父说的先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处处与人为善。捡到邻居的钱我主动送上门，直到十几年后，失主还在说着感激的话。

篇幅有限仅举两例，如果没有法轮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我以上所做的一切，是法轮大法净化了我们全家人的身体与心灵，是法轮大法让我懂得怎样去关心、关爱他人，理解他人。这我是修大法后心甘情愿的付出，因为所有炼法轮功的学员都会象我一样期盼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流离失所中，不敢提“家”这个字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诬陷宣传，我感到天都塌了，从法轮功里从没听说过的都出现了，和我亲身体会的法轮功完全背道而驰，法轮功从没敛过财，没收过我一分钱，却让我全家身心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可是铁的事实呀！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政府到底这是怎么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赤峰市敖汉旗政法委“六一零”指使敖汉旗公安局国保大队宫传星、徐伟峰（女）等三人在高家窝铺乡派出所所长李占学、警察刘文爽的带领下，闯入我家，强行搜查，抢走信仰物品，法轮功书籍，又将我带到派出所扣押了摩托车，在一个月后敲诈了我一千元钱才把摩托车退还给我。没给任何收据。

二零零三年正月十八，因为我母亲和婶母，在外出讲真相时被人举报，敖汉旗公安局国保大队再次非法搜查我家，又抢走了信仰物品，法轮功书籍及其它资料，两位老太太被国安大队带走。我和妻子为躲避国安人员的绑架，只能抛下年迈的父母、九十一岁的老奶奶和我多年辛辛苦苦经营的家，抱着不满一周岁的女儿流离失所。家里的羊群被变卖，土地只能转给别人耕种。这十多年的时间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算。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和婶母各被国安大队敲诈了一千五百元钱才放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国安人员又分几次从我父母亲处敲诈了四千五百元钱，就这样，先后被他们勒索走了六千多元钱。那时我的父母已是年近七十岁的人了，早已没有了劳动能力，家里还有九十多岁的老奶奶，从此以后，我家就再没安宁过。

二零零三年和二零零四年的腊月二十七八，宫传星又带人连续去我家骚扰。过去老人们都知道到了腊月二十三，就是欠了钱，都不能再要账了，因为得让人家过一个顺心的新年。这也是最起码的人道，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儿女在外流浪，年近七十的父母将怎样心情过这个年。而宫传星他们却有时起早，有时夜里十一点多钟，隔三差五就去我家搜查一遍。就连我奶奶盖在身上的被子、窗帘后都要掀开看一看。吓得三位老人惊慌失措，不知所以。

由于我和妻子的流离失所，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呵护疼爱的儿子，一下成了无人要、无人管的孤儿，原来学习成绩优异的儿子，遭此打击后成绩一落千丈。因为想父母和自己的小妹，儿子每天以泪洗面。而我和妻子也是每天无不生活在对儿子的思念之中，但却不敢和儿子联系。父母从扎鲁特旗回来，本是应享受天伦之乐的，迫害后使我有家不能回，想在老人面前尽孝也成了泡影。就这样我们祖孙四代，天各一方，尝尽了离别之苦。

自二零零三年二月起，三十多岁的我有家不能回，父母面前不能尽孝，与儿子不能团聚，带着妻子和不懂事的女儿四处流浪，无家可归。为了躲避追捕迫害，居无所定，生活没有着落，一直靠善良的同修们帮助，近三年时间搬了十六次家。每次搬家由于环境生疏，还不太懂事的女儿总是哭闹好几天。记得一次搬家，正是七月份，邻居是个养鸡户，近千只鸡，鸡粪就在房子附近，臭气熏天，苍蝇如雨点般在墙上落着。三岁的女儿一边哭一边往外跑，一边用还不太清晰的话说：“回（嘿）家、回（嘿）家。”妻子和我都流泪了，连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位男同修也眼中含满了泪水。记得一次放假，儿子和我们团聚了几天，刚刚送走儿子不一会，三岁的女儿哭着喊：“想大哥（蛰）、想大哥（蛰）。”秋天到了，多想一家人过个团圆的中秋节呀！可我只能偷偷跑到学校，给儿子送了几斤月饼。在楼梯口，儿子见到我笑了，那种笑是开心的笑，幸福的笑，因得到了仅有的一点父爱。相见是短暂的，望着儿子转身离去的背影，我的心已是五味俱全……我和妻子谁也不敢提“家”字。心里都在期盼着这场迫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让我们一家祖孙四代堂堂正正生活在一起、享受本应该享受的天伦之乐呀。

冤刑九年，狱中遭酷刑折磨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我流离失所将近三年时，被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在公安局某办公室把我打得口鼻出血。按中国宪法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对我的绑架迫害，警察苗广利、于泽、孟庆河，将我捆绑在刑床上，强行从鼻孔插管灌食。警察孟庆河有一米八的个头，让犯人把我摁倒后，戴上十八斤的脚镣，使劲用皮鞋去踹我的大腿根部，大腿根部变得黑紫，疼痛难忍。犯人多次拽我耳朵，致使双耳毛细血管破裂，直到送到监狱时双耳前方各有小孩拳头大的血泡。现在已干硬，双耳严重变形。我双手被反背铐，脚镣勒进肉里，化脓后烂成两个坑，至今清晰可见。坐老虎凳。多次进行毒打，一次，苗广利竟将笤帚把打碎还不停手。

最后在本人没签一个字、没按一个手印、在被绑在刑床上没审理、没见到一个检察官、审判员的情况下，法院对将我非法判刑九年。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我被劫持到内蒙古赤峰监狱非法关押，因为我无罪，要求无条件释放，绝食反迫害，监狱特意焊了一张刑床，将我用多道绳索牢牢的捆绑在刑床上。六月，赤峰监狱开始用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入监队监区长曾凡文亲自指挥并不断给警察和犯人施加压力，教育科长宋文涛对犯人潘黎明、周春贵、孙立坤、谢辉、王亚春、李东峰、张某等开会说：“‘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给你们减一年刑。”警察钱有存、张树军、陈佳宁、李松岭更是积极参与，用多种酷刑迫害、折磨我。十三日中午，钱有存、张树军指使犯人把我抬到多年无人居住的破旧楼房里，双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钱有存命令两个年轻的犯人谢辉、李东峰从两侧高架我的胳膊，瞬间全身汗水直流，如水洗一般，没几分钟便昏死过去。醒来后，他们又将我双手反背铐住、象捆粽子一样捆绑在老虎凳上，把耳麦用胶带死死的缠在头上，强行看污蔑法轮大法光碟，双耳被咯破，至今双耳上的疤痕清晰可见。手铐勒进肉里，鲜血直流，至今双手至腕处还有九处伤痕。

酷刑演示：老虎凳

坐老虎凳，把我用多根绳子捆绑在老虎凳上，双手反铐在老虎凳背后，两腿伸直，在双脚跟下垫一木凳，再往木凳上加砖，直到加不上为止，然后在双腿上横一带棱木棍，下面用布兜吊上六块砖，就这样长期坐着。不许睡觉，只要一打瞌睡，谢辉就用二寸钉子扎脚心十下（钉子帽去掉，尖朝外镶嵌在拖布把上），而王亚春是用拖布把打双腿十下。我周围还坐着四五个犯人，只要一打瞌睡就是一顿狠踢，双腿肿得铮亮，小腿象大腿，后来的三个多月都不消肿，上厕所不敢下蹲。这种刑罚可以把人的臀部坐烂。

不许上厕所，大小便都在老虎凳上。我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他们就给我灌高浓度食盐水，食盐水灌下后，舌头僵硬不好使，说话不清，几分钟后大便排出的全是盐水，口渴的十分厉害，极其痛苦，却不给一点水喝。

电棍电击，一帮犯人将我摁倒在地上，狱警张树军、陈佳宁把椅子骑在我身上，坐在上面同时用两根高压电棍按小时电击。将我电击得大小便失禁。身体象火烧，象蛇咬，一股烤肉的糊焦味都飘出去很远。

因为曾凡文和其他警察的撑腰和在减刑奖励的诱惑下，一天夜里，犯人周春贵将我靠墙按住，用手掌使劲砍嗓子不知道多少下，一直到现在嗓子还没有恢复，说话声音嘶哑。

将两胳膊反绑在铁棍上而双脚吊在暖气管上，身体悬空，再用人踩吊绳，此酷刑可以使人残废，因此我双臂神经被拉坏，抬不起胳膊，现在双手已出现萎缩。由于双臂神经被拉坏，手抬不起来，他们还说装的，便让五六个犯人将我按在桌子上，用蜡火烧十指，或将棉花烧着夹在手指上（因胳膊神经拉坏手指不会动）手指上烧的全是大泡，然后用钉子把大泡全挑破了，后来到监狱的医院里所有见到的警察和犯人全都震惊了。他们还往我吃的菜里吐痰、往嘴里抹屎等等侮辱人格及各种酷刑整整折磨了四十八天，这四十八天我遭受到了难以想象非人折磨。这期间多次昏倒，狱警就指使犯人用钉子扎两脚脚心，说是抢救。至今我浑身上下，伤痕累累，清晰可见。在他们的迫害下，导致现今双手肌肉萎缩、嗓子说话嘶哑，记忆力减退。

大队长曾凡文，见我不屈服，虽已瘦得没了人样，可他还用烧鸡、猪肘等改善伙食、给犯人多开奖分、让警察在工作期间喝酒、允许犯人看黄色光碟等方法刺激狱警、犯人加强对我的迫害。在对我的迫害期间，有个叫麻方立的犯人喝酒都喝多了。并给他们限定时间“将我拿下” 。一天早上，双脚掌火烧火燎般的疼痛，并依稀记得夜里有警察曾到我身边来过。上午，谢辉问我：“你脚疼吗？”我说：“疼啊，怎么了？”谢辉说：“你黑夜昏死过去了，用钉子扎你脚心好半天才醒过来呢”。还有一次，我已不知道多少天没喝水了，其实从迫害开始，每天只给我灌食高浓度盐水，从来就没让我喝过水，那天的暖壶里刚好还有一碗水，那水已不知有多少天了，我就坐在地上将暖壶靠在暖气上，用双脚把暖壶夹住往外倒水。因那时双手已不好使，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人如果胳膊不好使，再用两脚去干什么，人就象不倒翁一样，来回张个，有五六个犯人在旁边看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倒出一碗水，却被周春贵拿起来给倒掉了。

经过他们四十八天惨无人道的折磨，我已枯瘦如柴，没有了人形，原本四十岁的我走路要用人搀扶。期间父母与妻子多次看望我，警察总以各种谎言不允许会见。那时的赤峰监狱在离市里十多公里的山沟里，打出租车需要四十五到五十元钱，家人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无论严寒酷暑，冰天雪地一等就是一天却见不到我。有很多次，等到天黑没车了，七十多岁的父亲要走十多公里的山路赶到市里。

在监狱的九年来，张树军队长从未放弃对我的迫害，在此仅举几例：二零零八年我随车间犯人出工，每天早上五点多出工，晚上加班到十点，冬天却不给我发棉衣服和冬季外套，我找张树军队长要了四次，直到十二月份才给了我一套旧棉衣，而那套冬季外套一直到出监也没给。二零零九年二月初，入监队从大车间搬到教学楼，一楼做生产车间，由于新车间室内潮湿，我浑身奇痒，有的地方都挠破了，我找到张树军队长请求调到楼上，张不答应。几分钟后，我找吴占民大队长，吴大队长了解情况后，马上就让我到楼上去了，当我搬到楼上时，张树军队长正带着周春贵等几个犯人给我安床，其实那楼各监舍闲床很多，他却给我安了一张刑床，是“转化”迫害我时的刑床。

在这里由于篇幅有限，只能说几个典型的例子。这场迫害其惨烈程度罄竹难书，用滔天罪恶来形容都显得苍白无力，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当着五岁女儿面，狱警对我拳打脚踢

对于亲人来说九年的监狱探视之路艰难而又漫长，记得迫害后的第一次会见，是在一个走廊里，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几经交涉，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儿子，我也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老父亲，也许我的形象变化的太大，那时我全身浮肿，也许父亲见我还活着，我们父子久久不能说话，只以四目相对。我们没有象其他人一样在会见室见面，因为我双臂抬不起来，手也不能握住电话筒，两个膀大腰圆的犯人紧紧站在我身后，大队长曾凡文、教育科科长宋文涛、警察钱有存、张树军等亲自监视，怕我把实情说出。如果我说出有不符合他们的话，马上让两个犯人将我拖走。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还有家里不堪打击的白发老母，我强忍泪水，努力克制自己没有把我所遭受的迫害说出。那时我还有八年多的牢狱之期，我不想让年近古稀的父母和妻儿为我担心和牵挂。后来我才知道，这已是我父母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央求与哭诉才让会见的。

在他们对我暴力“转化”前一天，十七岁的儿子带着五岁的女儿去看我，因为我说话不对了他们的心情，警察张树军竟当着我儿子和还不懂事的女儿面打我、用脚踹我，吓得女儿哇哇大哭。还有一次，张树军队长在我父亲面前用脚踹我。后来妻子带着女儿会见时，也许是女儿对过去的事记忆太深，也许看出了我的面黄肌瘦，还不太懂事的女儿用稚嫩的口吻说：“爸爸要多吃水果。”我只强做笑颜答应着。

多年来，妻子一个人维持这个家十分艰难，自从我进监狱后，妻子在老家敖汉的小饭馆打工，为的是离家近，有亲属照顾，竟被赤峰市敖汉旗国安大队队长宫传星打电话给老板不允许用。妻子只得到处流浪，靠打工、干零活或给别人家搞卫生度日，还要供给两个孩子读书，还要给正在监狱遭迫害的我送些零花钱，连水、电、取暖、租房都要靠别人帮助，艰难处境可想而知了。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女儿又和妈妈去看我了，我见到长高了的女儿，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女儿还不懂事时我就进了监狱，从此失去了父爱与呵护。这次见到我，已经懂事的女儿不再象以前一样了，她紧紧握着话筒一字一句的对我说：“爸爸，我有句话想对你说。”“好闺女，你说吧。”“爸爸：我永远爱你！”我强忍泪水说：“好闺女，爸爸也永远爱你，也永远爱你大哥。”说完，女儿含着眼泪走向一边去了。这场迫害，不但使我失去了自由，还剥夺了为人子、人夫、人父的权利。

在种种折磨下我度过了漫长的九年，我在这里所遭受的一切不是一张纸所能承载得了的。然而，我所遭受的一切也只是这场迫害的冰山一角，这场迫害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的亲人，家属们在这场血腥的打压中，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迫害中真的是付出了巨大的承受，那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与恐怖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这场残酷的迫害能够早一天结束，那种为亲人的担心、焦虑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与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十六年来，多少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就在这样的压力与悲痛中艰难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