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歧视、经济迫害　甘肃教师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一月三日】甘肃省庄浪县韩店中学教师柳永红于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他十六年来一直过着被非法关押、遭受歧视及经济迫害的日子。

以下是现年四十三岁的柳永红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的事实：

践行真、善、忍，时时处处做好人

我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甘肃农业大学上学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此之前我患有严重的脑神经衰弱，经常彻夜不眠，并且伴有非常严重的恐惧症，自己一个人白天在家中都不敢独处，晚上睡觉都要服用镇定神经的药物才能入眠。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这些症状不翼而飞，我每天晚上都睡的很香，感觉五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舒畅，精力充沛了，学习也有精神了。由于修炼法轮大法，世界观也发生了转变，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觉得活的也有意义了，我走路一身轻，上六楼我一口气能上去，并且气不喘心不跳，精神方面也不再空虚，那段时间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庄浪县韩店中学任教，在任教期间我时刻以真、善、忍要求自己，认真备课，认真完成每一个课时的教学任务，经常钻研教材，梳理教材各章节的难易点，我所教的生物课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初中生物会考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时间全国上下风声鹤唳，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运动遍及全国各地，报纸、电台、电视台一面倒的诽谤、污蔑法轮功。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到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在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被十多名警察包围，拳打脚踢，塞进警车，在警车里警察扯着我的头发，拿警棍打我，把我打倒在地，眼镜被打飞了，一警察一脚把我的眼镜踩碎了，又用大头皮鞋在我身上踏了几脚。随后把我们送到前门派出所。大概在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被分流到北京的各个派出所中，进行身份查询。

我被押送到北京市郊区的红旗镇派出所，所长见面就破口大骂，不让他们过好年，天天加班加点的，说是我们上访造成的，逼迫我说出家庭住址，我说为了不影响单位，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家庭住址，警察破口大骂说：那我们就把你送到新疆的沙漠戈壁滩去，让你这一辈子都出不来，你不说出姓名，我们就给你编个号，把你送到医院，拿出你的心肝肺，然后再把你扔到臭水沟喂狗去。我回了一句：“你们怎么能这样无法无天呢！”所长暴跳如雷，一口气打了我四十几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警察整夜把我铐在铁椅子上，厕所都不许我上。第二天，他们把我押送到房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七天。

酷刑演示：毒打

后来庄浪县公安局政保股股长王发卷、韩店派出所所长史效敏和其妻子（非公安人员）、韩店中学校长吴瑛，前来驻京办押送我回县，他们四人的路费，后来都从我工资里面扣除，包括韩店派出所所长史效敏和他妻子到北京游玩、购物的花费都由我承担，而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才六百多元。

到庄浪县后他们把我劫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了八天。回到家后，未婚妻因为怕受牵连也与我分手。

在看守所所受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元月十二日晚，我和法轮功学员李振乾、李宗乾三人又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狱警要求我们脱得一丝不挂检查身体，三九寒天，凛冽的北风呼啸着，吹到人身上像刀割一般，我们光着身子站了半个多小时，冻得我们浑身打颤。

中共酷刑示意图：冷冻

到了号室我才知道，庄浪县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一共十九人，被从北京押送回县，现在都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了。我们号室里一共关押了十几个人，挤在一块儿睡觉翻身都很困难。一天两个酸馒头，吃的饭是从菜市场捡的扔掉的烂菜叶煮的烂菜汤，还有水煮洋芋汤，吃完后碗底有一层泥渣，这样猪狗食不如的饭菜每天还要收取伙食费五元。

看守所的狱警私下来指使刑事犯暗中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如有谁在号室中炼功、宣传法轮功要及时汇报，其中有一刑事犯丁从娃，因贩卖假币被刑事拘留，我看其饿的慌，把自己买来的方便面给他吃，他却受狱警李福平的指使，背后告发我抄写了法轮功师父经文。狱警李福平把我叫到管教室，查问此事，之后用橡胶棍狠狠地打我。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央视滚动播放“天安门自焚”伪案，加深毒害世人。我当时就断定这不是真的，因《转法轮》书中明确讲到炼功人不能杀生和自杀。最后这一闹剧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证实是在江泽民操控下的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但其惨烈程度，使多少民众受到蒙骗。

当时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二十二名法轮功学员，大家都没有被疯狂迫害吓倒。这使庄浪县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县委副书记李克和及县“610”人员等很恼火。他们叫来武警中队，到看守所给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军训，其实是变相的迫害，从早晨九点钟一直军训到下午四、五点钟，每天军训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军训期间，伙食减了，军训时武警找各种理由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看守所所长张德祥用电警棍电击法轮功学员孙军贤近五个小时；给孙军贤戴重刑犯戴的脚镣手铐达十几天；法轮功学员李振乾被武警打晕在地上，武警竟拿电警棍电击他的口进行试探，电得他满口流血；法轮功学员白新喜被狱警赵玉珠毒打一个多小时致昏死过去，经长时间抢救才苏醒过来；有很多坚定的学员被砸背铐，一铐就是一整夜，厕所都不让上，对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狱警采取强行灌食的方法进行折磨，看守所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我于二零零一年四月取保候审，释放时每人交了三千元保证金。庄浪县公安局的领导说一年以后退还保证金，但直至现在还没有退还。

妻子被迫害致流产

回到家中才知道，在二零零一年元月十二日，我这次被非法拘留的那天，我家来了七、八个警察，把家里翻得一团糟，警察大声呵斥我哥嫂，侄子和侄女当时才八、九岁，被吓得钻到厨房的案板下面。

我回家后，哥嫂不让我炼功学法，我感到很痛苦。由于父母亲去世早，是哥嫂供我上大学的，我对哥嫂也很感恩和敬重，对哥嫂的话我一般都听，不会违背他们的意志。可是面对着中共从上到下的迫害法轮功，哥嫂他们担心我，求我放弃修炼，我都拒绝了。

他们就把我的叔父、婶娘、大哥五人请来逼迫我放弃修炼，你一言他一语，像这样的“批斗会”大大小小有过十多回了。那段时间，我很痛苦，我想不能再在哥嫂的管制下生活了。于是在别人介绍下，我和同样修炼大法的关红平结为夫妻。我们没有钱也没办喜宴，只在单位的宿舍门上贴了一副婚联，全校只有一位老师到我的宿舍给我恭喜。县“610”的头目听说我和关红平结婚了，马上指使韩店镇书记杨晓（已患肝癌去世）和韩店镇镇长朱鲜玲到我学校了解情况，朱鲜玲没有好声气的问我们还炼不炼法轮功，我理直气壮的回答：“炼！”我和妻子俩便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可他俩就是不听，一看劝不了我们，他们就去了校长办公室。后来校长吴瑛借喝醉酒到我的宿舍来挖苦讽刺我俩。

我们结婚前，学校就派专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每逢节假日便找借口把我留在学校不让我回家，扣发我的工资，一分钱也不给我，因为校长吴瑛说从北京押送我回家的九千一百元路费是从学校教导处借的，应该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所以我结婚时手中只有几十元钱。在二零零一年的暑假放学，学校没有给我一分钱的生活费，我只领了二十七元的监考费回家。

二零零一年四月，我刚从看守所出来就到学校去上班，期间学校配合县“610”、政法委、韩店派出所经常骚扰我，叫我写所谓的“三书”等等。在我回校一个月左右，县政法委的程仰科、王祥、史效敏等到学校来检查我的“思想情况”，他们一到校就直接来到我的宿舍，搜走了我的小本《精進要旨》和我手抄的法轮功师父的经文，之后他们把我绑架到副校长王志勤的办公室，韩店派出所所长史效敏当着程仰科、王祥、王志勤、高旭红（副校长）的面，在我的脸上打了两拳，眼镜被打飞了，打得我眼冒金星，眼前发黑。

结婚后的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出去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史效敏和韩店中学副校长高旭红，一天中午突然破门而入，把我的房间翻得一片狼藉，非法抢走了我的一本《转法轮》书籍和其他大法书籍，史效敏和王发卷还把我们夫妻俩人绑架到韩店派出所非法刑讯逼供，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放我俩回学校。第二天史效敏、王发卷、张宏武把我俩直接绑架到看守所。

在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到三十五天左右，妻子开始有了妊娠反应，每天呕吐，食水不进。后来去中医院检查妻子已经怀孕了，就这样妻子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六十天就回家了。她被非法判二年劳教，后来因为怀孕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进行监外执行。

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半，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史效敏两次提审我，两次都用暴力恐吓我，用拳头击打我的胸部，这次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七十一天。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正好是我的生日，而这一天也正是我被非法送往甘肃省第一劳教所的日子，妻子知道我在这一天要被押送到劳教所去，所以一大早就来到了看守所的院中等着我，而负责押送我的国保大队长李伟不让我和妻子正面接触。这次押送我去劳教所的人是庄浪县公安局副局长朱拉九和李伟。

在看守所那种非打即骂的环境下，在那种猪狗食不如的生活下，在丈夫被非法劳教的精神打击下，结婚才三十八天的妻子却要承受着这样无情的摧残，后来妻子没有保住小孩，流产了。

我被非法送往劳教所后的二零零二年的七月，史效敏乘坐的警车发生车祸，其颈椎被摔断，最后导致高位截瘫，至今已有十三个年头了。

甘肃平安台劳教所的迫害

我被非法押送到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后，被关押到五大队一中队，五大队一中队的指导员李振刚，是一个十分阴险、邪恶之人，被他毒打折磨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他指使刑事犯监视法轮功学员，每个法轮功学员由两名包夹昼夜二十四小时监控，不许法轮功学员见面互相打招呼，更不许说话，法轮功学员没有包夹的许可是连厕所都不能上，否则便会招来毒打。

我刚到劳教所，每天早晨洗拖把拖地，洗拖把用手洗，用手捏，洗完拖把，双手冻得发紫，没有知觉，还要把地板拖干净，拖完之后又要用手将拖把洗干净。我们每天还要出去干十个小时以上的活，中午也不让休息，而且伙食也很差，经常吃不饱。

每天晚上要进行所谓学习，进行洗脑。大概两个月之后，指导员李振刚找我谈话，要求我放弃修炼，写所谓的“三书”，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他就叫我回去考虑考虑。过了大约两、三天，有一天下午去食堂吃饭时，我吃完饭后，碗里放着一个馒头，返回监室后，指导员李振刚把我叫到办公室，瞪着脸问我：“你拿个馒头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吃饱，他二话没说就打我十几个耳光，当时我理直气壮的说：“我吃饭就得吃饱，你如果不让我吃饭，我可以不吃。”他接着又打了我十几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头昏脑胀，然后叫了俩个刑事犯把我关到禁闭室，用手铐把我铐在铁架子床下，在床下我站不起坐不下，稍微一用劲手铐就扣到肉里去了，那真是让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指导员李振刚吩咐包夹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并且说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可以随便打骂我，只要不出人命就行！从晚上八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被铐在床底下，我感到浑身的骨头都散架子了，手铐铐到肉里去了，手稍微一动就疼得受不了。第二天松开手铐后。我的胳膊从后面伸不到前面来，两腿也肿了，路都不会走，是两名包夹扶着我去了一趟厕所。

劳教所不让法轮功学员与家属接见，二零零三年七月，我妻舅前来看我，因我三舅拒绝诽谤大法故被李振刚拒绝会见；一次亲属给我邮寄了一百元我没有收到。

在劳教所，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都要法轮功学员去做，比如掏厕所、挖树苗、卸水泥、拆房子、扛木头、清理牛圈、脱玉米、给农田放水、锄田、修水渠、在蔬菜大棚中育苗、摘西红柿、摘草莓、到荒山野岭种树等等，每天劳动的时间很长，回到监室还被牢头狱霸和包夹欺侮，找各种理由谩骂侮辱，大队指导员李振刚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零零一年前半年，五大队一中队迫害死一法轮功学员，这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拒绝“转化”，被吊在蔬菜大棚铁架子上，遭警察和吸毒犯毒打，三九寒天在外面冻着，晚上不让睡觉，白天还要比其他人多干活，中午也不让休息，罚站或罚坐板凳，被牢头狱霸和包夹随便打骂，一天二十四小时被打骂和欺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服农药而死。

二零零四年二月，甘肃省第一劳教所成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六大队十六中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集中迫害，半天劳动，半天洗脑，逼迫放弃信仰，写所谓“四书”，要完成“610”下达的百分之百的“转化率”。六大队十六中队集中了各大队最恶毒狱警，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的迫害。另外，劳教所不定期的给我们检查身体，每次都要抽很多血，进行血型配对，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为器官移植做数据库！

二零零四年五月八日，我结束非法劳教的日子。

遭受歧视、经济迫害

在我被非法劳教的两年半中，工资被韩店中学校长王志勤扣发挥霍，我的工资卡办于二零零二年的后半年，一直到我在九月回单位上班时，在我再三的强烈要求下才把我的工资卡还给我，四张工资卡上的钱全部被王志勤指使学校会计王三德领完，只剩下二百多元的充卡费，而且韩店中学校长王志勤还扣发我四个月工资作为从平安台劳教所接我回家路费。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到二零零四年九月我就没有拿到一分钱。

回家后，哥嫂阻止我和妻子见面，同修到家中来看望我，哥嫂竟然指使侄女监视我们，后来妻子自己上门来看我，哥嫂竟然把叔父婶娘请到家中来辱骂妻子，甚至下逐客令，赶妻子走。后来我和妻子一起回到家中，哥嫂对我们更是没有好脸色，甚至虐待我们，不但不让我们用电用水，而且水电费全让我们交。哥嫂又把叔父、婶娘，大哥等几家亲戚请到家中来，把我们从家里分了出去，哥嫂还要求我们还三千元取保候审费，那是他们替我交的。

即使这样我们从来没有怨恨过家人和其他对大法和我们产生误解的人，我们本着修炼人的慈悲与善心，以真、善、忍为准则，用宽厚、纯真、无私的心态来善待他们，化解他们因听信中共的喉舌谎言而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产生误解和仇恨，因为那些听信谎言参与迫害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他们在江氏流氓集团操控的中共喉舌谎言的欺骗、愚弄和毒害下，变的麻木、自私、道德缺失，善念无存，在自觉不自觉的干着助纣为虐的事情，这才是一个生命真正可悲之处，我们怎么还能埋怨他们，我们将这个操控发动这场迫害的首恶之徒江泽民送上正义与法律的审判台，还公理正义与人民。

我从劳教所回家后便去韩店中学要求上班，王志勤推诿说现在住房紧张，让我在下学期开学后到学校来上班。到九月份开学后，王志勤以各种理由推脱，不给我安排工作，不给我房子，我被非法劳教前曾住的宿舍已经被其他老师住了，王志勤指使总务主任梁德军把我的铺盖、锅碗瓢盆扔在学校的储藏室中。后来在我强烈的要求下，王志勤才把学校储藏粉笔、拖把、笤帚的大约有十五平方米用竹席和树枝搭建成的储藏室给我当教师宿舍，一个月后才给我安排了七年级的地理课程。在仇恨的教育下，学生见我很仇视，学校同事见面都不打招呼，都不正眼瞧我。

在我劳教回家四个月后，王志勤指使学校会计王三德把我的工资折上的好几万元全部领完（我的工资折自从办理后就被王志勤非法持有，没有给过我）给我，四个工资折上共计只剩一、二百元。

二零零六年六月份一天，我听说王志勤要在学校办诽谤法轮功的展板，毒害当地的民众和广大师生，我听到此消息后去了他的办公室劝他，让他不要这样做，这对学生、学生家长和老师都不好，谁知他听完之后大发雷霆，暴跳如雷，拍着桌子大声嚷道：“这是共产党办的学校，没有展板，如果有展板我一定办诽谤大法的展览。”第二天他竟然指使某班班主任李朝阳安排本班学生，在升血旗的仪式上诵读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加深对师生的毒害；之后他又向教育局长史启明打小报告说我顽固不化，宣扬法轮功，他管不了我，借机把我调到比韩店中学偏远的郑河中学，而当时我的孩子才八个月左右。后来我当面质问王志勤，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两年半的工资和我被解教后的四个月的工资哪里去了？他恬不知耻的说：“我吃着喝了，你能把我怎样？”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

学校教师的职称晋升、评优选先都与法轮功挂钩，有关部门规定凡是炼法轮功的教师职称不准晋升，不能评选优秀良好，我参加工作十八年了，至今我还是中学二级教师，与我同等条件的同事相比，我每月的工资比他们少一千元左右，每年少收入一万多元，所以我家中经济非常拮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