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凤玉在唐山市开平区劳教所遭受的折磨

我叫白凤玉，是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南关村人。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早晨发放《九评》时，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发，被绑架到丰宁公安局。恶警们又去我家里抄走大法书、日记等东西。家里人（常人）为保我出来送了恶警们一万多元现金，可他们这边拿我家里的钱却不让放人。

国保大队的张鹏飞问我《九评》是哪里来的，我说不知道。他看我不说，就说：“那就在劳教票上签字吧。”我说：“我没罪凭什么劳教？！”他打了我一个耳光。国保大队的司瑞清说：“别打了，签不签都一样，送看守所吧。”我被非法关押在丰宁看守所里，五天都不让出去一次透风。天很热，晚上我昏倒了，被他们送到丰宁县医院急救室。当我醒来时，双手被铐在病床上，正在输液。我说：我不输液，他们又把我拉回看守所，在看守所的门前，我看到我的家人都在门前等着看我，可他们就是不让见面。第六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清晨四点多钟左右，他们把我们叫起来，有我、张国云、刘瑞兰一起被劫持到唐山市开平区赵庄劳教所。（我和刘瑞兰是一年半，张国云是一年）。

到唐山市劳教所后先检查身体，因为我在没修炼之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二尖瓣三尖瓣狭窄，遭迫害，二十日晚又昏倒过，劳教所有关人员拒收。国保大队恶警送礼后，劳教所才把我收下。国保大队恶警还把我家里给我的所有零用钱都没收不给，我和他们讲理，他们说“给你检查身体花了”，就这样钱又被他们扣下。

在唐山劳教所我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几次都生命垂危，因有师父的呵护和我坚定地信师信法才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我不承认有罪，不背监规，不照相，不走步，不做操，不做奴工，不喊队长好。每走一步都遭到体罚，如：站墙根、站风口、太阳下晒、不让睡觉、用脚踢、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漱、羞辱、辱骂等等。尽管他们使尽了招数，我心里记住了师父在《精進要旨》〈大曝光〉中的一句话：“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师父的法在耳边响起，在危难时都是师父救了我。由于不间断的迫害，我的身体极度疲劳和无力。

我开始炼功，被大岗（小偷，一个普教）纪凤英告发，警察大队长王文平、小队长谢爱茹把我拽到一间屋里。王文平踢得我的小腿不敢走路（现在小腿骨还有一个小指大的坑）。谢爱茹用电棍电我导致心脏难受。副大队长杨海凤说我是装的，晚上骗我出来谈话。因我的腿被踢得走路很困难，心脏又不好，她叫两个警察把我拖到教育科迫害，迫害的我连床都起不来了。几天过去了，他们才把我弄到医院检查，说没事，却逼我吃药。我不吃，她们几个人摁着我往我嘴里塞药。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警察心情不好，还会拿我们出气。比如警察丁小光，是承德市何营子人，那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中午，我去打饭，天很冷，我的手抄在兜里，被丁小光看见，她大呼小叫，我说你不要这样，我不是犯人。她气得简直不可理喻，并叫副大队长王艳华把我推到会议室的屋里，绑在椅子上。我向她们两个讲真相，她俩用胶带把我的嘴封住，顺着头绕几圈，不许我说话。在把胶带拽下来时，胶带上全是头发，别的警察视而不见，到了晚上九点多才放我回班，我就这样度过了二零零八年的最后一天。

酷刑演示：用胶带封嘴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号，我不报数，因为我没犯罪，他们这样对待我，我想起师父在《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的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同修们都不报数，他们又把我绑了起来，不让上厕所。零九年一月正是寒冬腊月，天气很冷，恶警们把我的上衣外套扒掉，把屋里的窗子全部打开，三楼又是阴面，冬天的风刮个不停，我就背师父的经文《位置》，两天一夜就这样过来了。看着我的普教穿着羽绒服，抱着热水瓶，都冷的受不了。

那日唐山下了很厚的一场大雪，恶警陆海存是五大队的头头，他把我们三十多名同修带到楼下，警察把同修的上衣外套扒掉，分别站在雪地里。他们羞辱着我们，不许反驳，同时拿着电棍等刑具。闫红丽是大队长，说“你们谁报数谁回班去暖和去”，同修没有动摇。同修郑宝华被冻倒在雪地里（因为郑宝华不报数被绑四天四夜），他们还在嘲笑着。从上午九至十点钟左右一直到下午四至五点钟左右，只剩下我和侯芳、刘小军、刘淑阁，他们把我们四个放在一间阴面没有阳光的屋里打开所有的窗子往里刮风，又把郑宝华、杨淼、王兰凤调到我们这里一起冻着，不给我们饭吃。我们七个姐妹三天没让吃饭。同修们知道了，全都绝食反迫害不报数。邪恶妥协了，这是整体的力量，就这样又走过一关一难。（在这次不报数中，同修王伟月、李至民、杨淼、郑宝华还有周淑银都受到了很大迫害。其中郑宝华已被迫害致死，才三十多岁。）

零九年新年到了，那是万家团聚的日子，我和杨淼、郑宝华、刘淑阁、侯芳、刘小军在一起迎来了零九年的新年。我们在心里祝愿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祝愿家里的亲人平安！

零九年的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刘姐家里托人捎来水果（因为我们不报数，恶警们就不让家人接见），我们把水果摆上敬伟大的师尊，我们一起唱了《师恩颂》。警察王艳华气势汹汹的来了，抢走了水果。我们给她讲真相，她不听还动手打我们，她用手掐住我的脖子说“再唱掐死你们”。同修们齐上制止迫害。

正月十六九点多钟警察王玉芬来了骗我们说：我带你们出去买东西去，我们到了楼下，警察全都出动，把我们推到教育科绑在椅子上，晚上才回到班里，我们走路很困难，身体出现不同的头昏、心脏不好，我们决定背法、炼功。

我们又开始背法、炼功。邪恶找来普教二十四小时监视我们，我们给她们讲真相，不让她们干扰我们，清晨四点钟我们开始炼功，六点发正念。恶警先把杨淼和刘淑阁调出班。把我们四个分别铐在床头的栏杆上，把床板全都拆走，白天黑夜就这么铐着，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漱。几天过去了，恶警问我们还炼不？我们说炼，他们又把我们绑起来，我们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恶警才把我们放开。

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我要去厕所，大队长闫红丽不让去，我喊着：我都九天没解大便，你为什么不让去？！她邪恶地说：就是不让去，想去找你师父。我又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来到门前，用电棍直电我左侧心脏部位。我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当我醒来，同修围着我发正念，清除邪恶，又求师父保住我的人身。同修看我醒来都哭了，是师父救了我。 同修说我已经昏死一个半小时还多。恶警闫红丽看我倒在地上就走了，一个半小时没来一个警察。室内有监控器，恶警们看我醒来了，就来了，医生也来了，假惺惺问我怎么了？同修说：她都九天没解大便，要上厕所，闫红丽不让去，还把人电倒，你们还讲理吗？医生说“去吧，哪会去都行”，就走了。

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午我开始绝食抵制迫害，三天过去了，第四天王文平骗我出去说：“你吃不吃？不吃就灌”。我说不吃，天赋人权，你们都敢剥夺，把我电成这样，我要求无罪释放，因为这里生命没有保障，我又不是罪犯。王文平说：闫红丽电你我不管，你不吃我就得灌。她找来十几个普教和丁小光，把我绑在春秋椅的靠背上，两只手铐在椅子的扶手上，两只脚绑在椅子的腿上，几个人摁住我的头，两个人摁住我的手臂，腿上还蹲着两个人，脚被她们踩着，医生给插管子，管子插不进去。她们就用钢勺撬我的牙齿，我不张嘴，她们就捏住我的鼻子，我喘不上气来，就顺势把钢勺放到我的嘴里，上下翻转，血顺着嘴角流下来，她们把流食灌到我的嘴里，因鼻子还被捏着，流食进入气管，很长时间上不来气。但我主意识很强，我想起师父，我是神，一声大吼，我站起来了，春秋椅都被带起来了，随着又落地一声响，流食喷了王文平满脸和身上都是，摁着我的人和蹲到我腿上的人全都倒在地上。这十几个人都算下来有一千多斤，椅子有上百斤。王文平先是一愣，随后出手打我耳光，医生说：“别打了，有事说事用不着绝食，来我喂你吧。”我不吃，医生说：“你就看在我为你看病时不分白天黑夜的份上吃两口算给我面子，明天再解决事，行吗？”我的人心上来了，我哭了。她们太狠毒了。医生又说了很多。我说你把铐子打开，我自己吃。就这样我才回到班里。

同修看我这样就决定绝食反迫害。三月三十日我又没吃饭，晚上陆海存找我，说我大女儿要结婚，家里打来电话让我接，我不接电话。这时来了一个人，问谁叫白凤玉，我说我是，他问我为什么要绝食，我把经过和他说了一遍，我要求无罪释放。他说：我放不了你，这样吧，你先接电话，接完电话再吃点东西，明天解决问题，有什么要求提出来行吗？这个人穿的是便衣，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相信你。他说他姓袁，曾经在丰宁上过班。他告诉王文平和陆海存，要把事情解决好就走了。

零九年四月一日我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不许诬蔑我师父和大法；第二我不穿劳教服；第三吃饭、洗漱、上厕所不能限制；第四我炼功、发正念，不许用暴力迫害我们。经过几天她们答应前三条，第四条只答应不再用暴力。

从零九年四月份再没用暴力，都是变相干扰和迫害。可是她们还在用暴力迫害其他同修，我只能用全力帮助同修、保护同修。后来我被单独关押在有十几个普教的监室，二十四小时看着。

因为我不听邪恶的任何安排，邪警不让我下楼走动，他们说：这里只有两种身份，一种是警察，一种是犯人，你不穿劳教服装，也不穿警察服装，只能在屋里了，我和她们理论，她们答应在阳面的窗前放了一张床，我只能在这个小地方见到阳光。因多种原因我身上起了一些小红点疼痛难忍，最后起不来床，西医叫带状疱疹，中医叫蛇盘疮。没有同修，没有亲人，我只能向内找，我说：如果我错了，只能在法中归正自己，不准任何生命迫害我。我天天背师父的经文：《正念除黑手》、《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大法坚不可摧》，发正念，不敢放松自己，因为那是邪恶的黑窝，我又走过了一次魔难，闯过了病业关。哪一关哪一难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

就这样我在劳教所度过了一年零四个月。出来时头发都白了，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耳朵听力下降，身体虚弱。家里人看到我都大吃一惊，怎么都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