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集安市七旬李文卿被诬判入狱的遭遇

二零一零年，我去发《九评共产党》及真相资料，被邪党绑架到看守所。邪党给我吃的是狗都不能吃的饭，玉米面全是坏的，玉米粥和窝头都是一股霉味，窝头硬的都能砸死人。在看守所不让炼功，又学不上法，原来的老病都犯了，天天睡不着觉，头晕目眩。就这样还逼我上医院打针，不去还不行，打的什么针，我都不知道。打针时非逼我给儿子打电话送钱。我儿子还得领他们去饭店吃饭，好菜好饭侍候着，天天在那混吃混喝。大夫和所长合谋骗我两个儿子说要办保外就医，我儿子就当成真的了，还给大夫五百元钱，让他帮助说几句好话放我回家。说办保外就医就得上通化去办，把我拉到通化医院，这检查那检查，花了不少钱，警车去回来的油钱，加上四个人的吃喝钱，都是我们家拿的，保外就医也没办成。

他们给办保外就医是假的，其实是骗钱，混吃混喝玩去的。通化检查的医生都是他们收买好，他们都很熟悉。我儿子看明白了，知道可能要非法判我刑，就给了一个邪党警察五千元钱，问他们“能不能不判我妈刑”，儿子怕我岁数大，身体不好，怕我死在监狱里。这个警察不知把钱自己留下了还是跟谁分了，告诉我儿子说是给厅长了。最后还是非法判我三年。快过年了，在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把我送到长春黑嘴子监狱。

到了监狱里，我刚进门，包夹犹大就用脚一脚一脚的踢着我，让我换上监狱的衣服，给我一个小凳，让我坐下，看着我，两手还得搁在膝盖上，一动不让动。不管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他们报告，上厕所也得报告，报告的内容是说“我是某某人，我叫什么名，我是一名罪犯，我要上厕所”，不报告就说是跟他们对抗，就不让上厕所。有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有一次，我坐小凳非常凉，我把棉拖鞋放在小凳坐上了，包夹就让我坐三条腿的小凳，我坐不稳，没办法我就用两条腿支着，坐了一天两条腿全肿了，到现在还是肿的。他们折磨的目的就是逼着你转化。就这样我坐了五个月的小凳，从早上五点坐到晚上十一点，包夹不让凳上搁垫，屁股坐起了大泡。

狱警为了转化指标，指使着包夹、犹大折磨我，我儿子女儿去了两次，都没有让他们接见我。阴历十二月份天特别冷，把全身都冻透了，全身直打颤，家里拿的毛衣棉衣他们不让穿，坐出了风湿病，满身都象针扎的痛，特别是膝盖更厉害，还得了一种病痛，吃什么就吐什么，全身没有不痛的地方，一连住了三次院。我承受不住了，违心的转化了，管教就让犹大逼我写五书，从那天起我就整天五点到大课堂学到晚上十点，天天被洗脑，诽谤师父。有一次，管教让包夹把法轮功学员叫到一个活动室里，让我们扒光衣服，就剩一个裤头，照裸体像，检查身上有没有伤疤，她们的目的做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在那里洗澡是用一暖瓶水兑上凉水洗。我洗澡时从厕所的三层台阶上滑下来了，把腰摔坏了，都不能翻身，狱警刘爽三天就让我上课堂洗脑，我的腰不敢动，走路都难，都得一步一步扶着墙走。不能坐小板凳，没办法就求别人给我拿来一个高凳，刘爽就说我没通过她允许就拿高凳坐，要写检讨。在那里，整天在很苦的日子里度过。

法轮功学员孙桂英，二零一三年四月四日，也就是清明节那天上午，在市里公园讲真相，被实验小学的一位男孩举报，打110报警察大队，来了四个小警察，左右前后堵着不让她走，把她有40多人三退名单，两个录音机，一个背包，有手抄写的《洪吟》一本都抢去，直到现在没归还她。操控这次迫害的是公安局的李正伟（音）。

刘虹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晚上五点多钟，和同修到绿禹山庄发真相小册子和《九评共产党》，遭恶人举报被抓捕到集安市黎明派出所，分别到她俩家非法搜查，抢劫走了大法书，光盘和一些真相传单，晚十点多把她俩送到了集安看守所。六月七日，集安市国保大队队长姚新猛和万新非法对她俩分别进行审问，最后集安市法院对她俩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和三年（后上诉改为一年六个月和一年八个月）。回来后，姚新猛和开发区街道韩主任一行四人，到刘虹工作的地方问她回来后为什么不到他那报到，临走前姚新猛还扬言，只要他在这个位置上（国保大队长）就会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