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与人体生命之正见（六）
3. 整体性——“盲人摸象”要不得
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从那时候开始，西方科学似乎下定决心走上了分析和还原的路。对于这条路，有一句很好的概括：“所谓分析，是指把真实的世界拆分成无限多的、再不可分的、彼此缺乏内在联系的基本粒子；所谓还原，就是将万事万物（也包括人）看作一堆堆的活动着的原子的单纯叠加，一旦了解了一个原子的结构和活动规律，就掌握了一切。”
《第三次浪潮》一书作者托夫勒在为《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撰写的前言中第一句话就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
当代的一位核物理学家詹克明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科学越发达，理论越艰深，学科也就越是高度的分化，人的专业知识面也日趋狭窄。如果你问某位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他可能会说：我在化学研究院、物理化学分部、理论化学研究所、量子化学研究室、从头计算方法研究组、从事多原子分子课题中位能面计算工作。你尽可以和他讨论‘从头算’方面的问题，但倘若超出这个范围，可能会使双方都感到尴尬。一问，嘿然；又问，敛容；三问，正色；再问则拂袖而去。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个曾在宫廷御膳房供职的厨师。他后来受雇于某大家。主人想以其资历炫耀一番，命他烧制一桌宫廷筵席宴客，答曰不能，因他是专做宫廷点心的。又令其制作一席宫廷点心待客。又答曰不能，因为他是为做某种点心专职切制葱末的。也许当今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人中就有不少‘专门切葱’的。”
“人人都知道盲人摸象的故事，然而也许我们就在干着类似的事。如果说，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还算是研究过‘大象学’的话，近代科学家们早就分别潜心于‘象腿学’、‘象耳学’、‘象尾学’、‘象牙学’等分支了。而现代的博士生导师已带领众多弟子分兵于‘象腿学’中的‘象脚学’、‘象趾学’、‘象腿力学’等次级分支了。”
对于这个世界整体的认识，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科学”，已经分解成了许多许多的巨细的学科门类了，现在来看，已经非常难以组合在一起，来得到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了，所谓专家只是在一个小点比别人深入而已，难有在多个领域有造就的真正人才。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边缘科学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实际上所谓的边缘学科无非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交叉领域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我们已有的知识进行整合，那也不过是把“切制葱末”和“和面”的整合在一起，离真正做出宫廷御宴还不知相差多少呢。
这种细分的方法中，对于“基本粒子”的逐个研究已经十分不易，然而就算了解了每一种、每一个“基本粒子”的规律，我们又需要多么超巨型的计算机才能对那无限多无限小的“基本粒子”进行“叠加”？
另外，视野过细，也会导致思路狭窄，对事物的因果关系无法透彻梳理，从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现代西方医学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是对人体缺乏整体认识的直接结果。
其实，也许这种一味细分的方法来认识一个事物或者整个世界并不是必需的，比如：
我们人通过视觉去认识一片森林，我们不用一棵树、一棵树的输入自己的思维，最后归纳出来这些树木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这是一片森林，不是这样的，我们一眼看去，这个整体形象就知道这是森林；
看一个照片，我们不必像计算机那样，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传输进大脑，而是一个整体的很模糊的感觉就能够告诉我们照片里的是什么事物或景象了；
我们认识一个人，不需要去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手脚这样逐个去辨认和识别，甚至在几十米远处，哪怕一个笼统的大体轮廓，或者抽象的背影、神态，就能断定这是自己认识的某某人；
……
可见，对我们认识具体事物或者整个世界而言，那种一味拆分再组合，尤其是往往最后忘记或无力去组合的方法，根本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种高效的方法。世界上肯定存在“一味分解”之外的途径的，因为我们人类的认知的本能当中，已经含有许多的能力，比如刚刚所讲的人类对于“整体”的、“模糊”的、“笼统”的、“抽象”、“精神”等方面事物的感知能力。
辩证的看问题方式本身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旦走了极端就不好了。其实，中国传统思想有一个可以相对应的思维方式是很好的，叫做“相生相克”，顾名思义，它是包含了两个部份的。然而我们现代主流科学中的辩证法也好，或者“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好，乃至人思想领域的个人主义，都是在一味分解，忘记了组合；只有“相克”，却没有“相生”了。这种现象推而广之，使得现在我们在研究大自然中，懂得了一点皮毛的规律，刚刚一知半解，就想近期得利，让外在的世界统统为自己服务，盲目改造自然，而不是如何与自然谋求和谐共存，忘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生”，遑论“天人合一”。
4. 开放性——“六寸”以下的鱼与坐井观天
世界并不只有一个空间、一个层面，而我们所直接接触到的世界也许仅仅是更高维度时空的一个投影而已。那么仅仅从最表面空间入手，眼见为实，先入为主，并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里我们用开放性来概括科学应该突破不同的时空体系，而不是站在我们肉眼所见和一般感官所感的时空体系之内。
一位海洋生物学者以六寸的渔网网眼，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海里网鱼来研究海洋生物，最后终于得到一个“科学”定律：所有的鱼都比“六寸”长！
人的肉眼是局限，可见光只占整个电磁波频谱的一小段，然而电磁波频谱却跨了二十个“数量级”。仪器的探测能力也是有极限的，量子力学里面的测不准原理已经在提醒我们了：以我们人类当前所有的探测手段，无法同时准确的掌握微观粒子在某个“准确时刻”的“准确位置”，这十分形象的诠释了仪器和我们的观测方法的局限。前文所述的特异功能者超乎寻常的感知能力，更是让我们感到，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是不是还存在着我们眼睛和仪器所看不见摸不着的客观世界？
迄今许多学科已经走过的发展历程也告诉了我们开放思维的重要。
数学方面，以我们普通人的学习过程为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对数的认识不断拓展，从正整数的概念到小数，到负数，到无理数，乃至到虚数，每一次对数的认识都是打破了之前我们对数的观念。数学发展史上著名的三次危机也是如此，都曾经严重动摇了之前数学理论的根基，然而危机之后却带来福音。其中第一次数学危机提出的无理数，使得毕达哥拉斯极为震惊，甚至有传说讲到，无理数的提出者希伯索斯因之被投入海中淹死；第二次数学危机几乎动摇了微积分的基础；而第三次危机则动摇了整个集合论的大厦（集合论却是几乎现代的整个数学和逻辑学的基础），并使得逻辑学和数学的有效性和严谨性受到质疑。但是历次危机过后，数学的发展却又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第一次危机之后，数的定义完善了，并且打破了过去数学纯粹为“计算”服务的局限；第二次数学危机，建立了实数理论，而且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极限论的基本定理，从而使微积分和数学分析严格的建立在实数理论的基础之上；第三次危机虽然迄今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拉动了逻辑学基础领域的全面研究。这些悖论难题往往与前人的定义定律不相容，而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开放性的思考，它们的解决又往往可以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视野。
生物学中这类现象也比比皆是。当我们自信的断言生物所能耐受的高温极限之后，2011年4月，英国的一支由南安普敦国家海洋学中心的海洋化学家康奈利等人带领的科学研究队，于加勒比海的开曼海沟地区，距离海面5公里的海床的“黑烟囱”（海底富含硫化物的高温热液活动区，因热液喷出时形似“黑烟”而得名）处，发现新品种“耐热”盲虾，能够抵受高达450摄氏度的高温。而当我们教科书中认为，从微生物、植物到动物，六种主要化学元素是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碳、氢、氮、氧、硫和磷，然而，2010年12月2日，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科学家宣布，发现了一种可以在高浓度砒霜（砷化物）中生存的细菌，而这种细菌的遗传基因中，却用砷取代了磷元素，而磷不再是它的必需元素。其实，我们可以类似的思考一下，当我们试图去探索外星生物的存在性时，把我们地球生物，甚至人存活的必需条件当作一切生命生存的必须条件，这样做究竟是不是合理呢？
人类体能的研究方面，很久以来，许多学者根据人身体对抗空气的阻力和体重对地面作用后的反作用力等因素，计算出了不至于引起肌肉的断裂的人类100米的速度极限是9秒64.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生物机械学博士吉迪恩-阿里尔预测：从人体机械的角度来讲，对于100米而言，短于9秒60的高速度，会导致骨头断裂，关节软组织脱离。然而，2009年8月17日的柏林田径世锦赛上，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以9秒58的成绩夺冠，打破了这些专家的断言。
在1900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威廉•汤姆逊） 在一篇瞻望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文章中说：“物理学大厦已经基本建成，后辈物理学家只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行了。但在物理学晴朗天空的远处，还有两朵小小的令人不安的乌云。”这两朵“小小”的乌云指的就是人们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研究中的困境，然而，后来这两朵小乌云却分别变成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带来的暴风雨使得经典物理学大厦摇摇欲坠，并且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它们构建了焕然一新而又更加基础坚固的物理大厦，也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
就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本人而言，他的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爸爸，你为甚么这么有名呢？”爱因斯坦说：“你看到这个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虫吗？它并不知道它爬行的路线是弯曲的，但是爱因斯坦知道。”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中国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认识一个系统就必须跳出系统之外去观察，而不应给自己人为设定思维定势的框框。
我们已经列举了多个方面的研究历程来说明开放性思维的重要。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观点了：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确，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像西方实证科学这样的“科学”体系，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只有一些零散的不系统的科学知识，只能算“技术”，而不是“科学”。
其实，这正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强调的：科学道路不止一条。广义的科学是指人类认识世界并借以指导改造世界的道路。从本章前面三小节和本小节开头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当前西方实证科学的巨大局限和缺陷，它根本不能代表被这个广义的定义所涵盖的一切道路和方法。其实中国古代科学走的就是另外的认识世界的道路，而且是从一个更加完善的基点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下一小节还会具体涉及。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丹尼尔•菲利普斯教授在2010年北京大学举办的“信仰、哲学与科学”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也谈道：“科学绝对不是唯一的一扇探索世界的窗户。”
真正的大科学家往往倡导“Think outside the box”（跳出思维框框来思考）。对于科研人士，前人的科学研究中，对我们更有借鉴意义的应该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指导思想，包括其求真求是的精神，而不是具体的发现和定义、定律、定理。不要人为用框框来局限自己。旧有的理论，到头来难免被后人超越、突破或升华，固守无益，科学精神和指导思想才是更关键的，应该保持开放的头脑，坚持科学的求是精神，这才是正确的路。
佛教中有一个成语“执指为月”，表达出了这样的一层意思：手指可以指出月亮的位置，但手指不是月亮，看月亮也不一定非得通过手指。不要买椟还珠式的只见手指，不见月亮。如果将世界的奥秘比作月亮的话，那前人的结论和定律只能算作那根并非必须的手指了。
多方面的事实已经提醒我们：坐井观天，短视近视，眼见为实，是要不得的，真正科学的认识世界，需要开放的头脑，是需要鼓励“灵性”的。那么对于现代西方科学整体而言，有哪些具体的方面需要我们去开放一下思维呢？
首先，现代西方科学往往重视可重复性和实证性，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局限人的井口。客观世界里面有许多现象是不可实证也不可重复的，但是它们的确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我们某时某刻脑海中想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也许在一生中只这么想过一次。那么这个念头已经不可重复了，而现代实证科学是完全无法去实证它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的直觉的事物，精神世界的事物，本身是很正确的，但是现代科学对于它们是无能为力的，也无法在在实证科学给自己设定的框框内部得到很好的界定。前文所讲到的精神和道德领域的一些规律，都是现代实证科学所鞭长莫及的。另外，一些关于另外时空的事物，和一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实证科学更加没有发言权。那么如果仅仅因科学本身无法去实证这些事物，就无视或者批判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事物，而不是去反省如何改善我们这个还不完备的科学的工具，就是很不明智的了。
另一方面，科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各种公理，也显示了科学的局限性。当然，在公理被保证正确之后，科学的严密逻辑推导往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公理本身的提出却往往建立在感觉之上，直觉之上的，本质上也是相对的，无法实证的，用科学标准来衡量也是不“严谨”的。一旦打破了公理，也就打破了该公理基础上的那些科学定理、原理的可靠性。其实，违背了公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几何学为例，打破了欧几里德几何的公理，仍然有非欧几何学，也是科学，不是伪科学，只是它更广泛了，可以适用于那些公理之外的场合。
实证性和可重复性，以及实证科学的基础——各种公理，都显示了实证科学有限的适用范围。在实证科学有效的范围内，我们遵从它，但是当我们面对的事物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时候，当前根本无法实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真正客观看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开放的心胸，用“科学”精神去具体分析，而不是因其无法实证、重复或者违背了我们当前心目中的公理，就将其一棒打倒。
5. 纠正误区正确认识世界
那么，应该如何做到真正的精神性，道德性，整体性和开放性呢？或者说，这个度如何把握呢？我们可以以中国历史上和现在的科技发展兴盛和衰败作为典型实例来寻找一些线索。
当前，共产体制下的中国人，十几亿人口，六十年了，却无一个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产生。有人认为，是中国人本来就缺乏创造力，也有人开始自卑，中国人本来就不聪明，智力低下，还有人推测是中国人骨子里有所谓的“劣根性”造成的。
其实历史可以充份说明这一切。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统一和连续的文明。中华民族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天文历法，数学机械，以及礼仪哲思，许多的成果结晶一度领先西方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统计，16世纪前在全世界270项重要科学发现中，中国占136项。德国人维尔纳•施泰因编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科学和技术分册，1981年版）统计，16世纪前全世界重大科学发现共152项，占有最多的两个国家分别是：古希腊占54项，中国占 24项。这些统计尽管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也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大体可以说明，在16世纪前的自然科学方面，中国确实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1986年，罗伯特•坦普尔依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材料写成《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书中介绍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此书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奖，纽约科学院奖等五项大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机关报《The UNESCO Courier》在1988年曾对该书专文介绍《The Chinese Scientific Genius》（译为：中国的科学天才），并向全世界推荐，此后此书被翻译成43种文字。坦普尔在前言《西方欠中国的债》写道：“历史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乃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但是这个事实却不为世人所知，对此，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地无知。从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中国人被西方的技术所震惊，犯了对自己成就的健忘症。”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些中国古代科技的一些具体事实。
天文方面：太阳风和太阳黑子的观测分别领先世界1400年和2000年；定量舆图领先世界1300年，麦卡托投影法领先世界600年。中国古代还有世界上最早的新星和超新星观测，而且十分完备详尽。世界上最早的阴阳合历，至少在商代之前就长期启用，它调和太阳、地球、月亮的运转周期，是一种综合阴、阳历优点，调合阴、阳历矛盾的历法（注意，现代，农历被俗称“阴历”，但是本质是一种阴阳合历，而现代世界所通用的公历却只是纯阳历。）。
工程方面：独特的耧车、扇车和胸式马带均领先了世界1800～2000年。蒸汽机的核心技术领先世界1200年，西门子式炼钢法领先世界1300年，单孔敞肩坦弧石拱桥领先世界500年，传动链领先世界800年，铸铁炼钢和水力鼓风机均领先世界1900年。
数学方面：中国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求解高次方程的算法，领先英国霍纳（1819年）五百余年；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7位，领先国外一千余年；勾股定理公元前11世纪商代由商高发现，领先西方的最早发现者毕达哥拉斯500年，魏国数学家刘徽反复运用勾股定理求圆周率，他的《海岛算经》更进一步将勾股理论发展成为领先世界一千余年的四次勾股重差测量术。
文字方面：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代表着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水平。汉字不同于其他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符号性和全息性，每个字的本身都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言辞简短而又涵义深刻，集音、形、义于一体，远远超过英文、法文等，因为它们只是表音字，代表一种声音，没有实质的意义。日本汉字教育振兴协会事务局长氏川弘行指出，在母亲教导哺乳期婴儿时，如果只是教读音，婴儿不容易马上记住，但若让婴儿边看汉字边教读音，婴儿很快会记住，好像婴儿与汉字之间有一种先天的沟通能力。1982年5月，心理学家查德林博士在全球最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强烈轰动，他对英、美、法、西德、日本五国儿童智商进行了测查，发现欧美四国的儿童智商平均为100，而日本儿童平均智商为111，原因是日本儿童学习了汉字。汉字兴国论的鼻祖，东京教育委员会研究员石井勋教授在其《幼儿智力开发法》一书中指出：他多次反复测试的结果是，日本的孩子小时候如果不学汉字，他的智商也和欧美儿童一样是100.但是学习了汉字，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从5岁开始学起，到入学前一年，智商能达到110；要是从4岁开始学起，学两年，智商能达120；若从3岁开始学习三年，智商能达到125至130.所以一位法国教师说：“ 教法国孩子学习汉语文字，主要目的不在于掌握另一种语文工具，而是通过学习汉字来开发法国孩子的智慧。” 澳大利亚卢遂现博士还发现：“汉语文的语法最符合数学的语法。数学只有10个数字，能表现一切数值，一是靠层层灵活的组合，二是靠变动符号的次序，三是靠一词多性。汉语汉字正是依靠这三条，只有7000个左右的字即可应付现代社会的一切方面，这是中国儿童数学智商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字也是最能增进人联想能力的文字。综合多个方面，不得不承认汉字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瑰宝和奇迹。
医疗方面：中医的来源迄今仍是不解之谜，它和现代西方实证科学框架下的西医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医的许多神奇现象让人叹为观止，上一章提到的至少两千年历史之久的精确的经络学说，迄今科技界已经多方面验证其客观存在性和准确性，但仍然无法尽窥其秘，亦不知古人如何发现。中医的奥妙可见一斑，此处不再赘述。
制造方面：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发掘出的“妇好”墓（葬于公元前13世纪）上的漆器，是世界上最早的塑料，领先世界3200年；醴酒：从商朝至今领先世界的小米酒；其他精巧的发明如独轮车，载人风筝，跑马灯，弓箭，算盘，回音壁，铜镜，马镫，瓷器，陶器，丝织品，火柴，白兰地，机械时钟，雕版印刷，纸币，长明灯。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蕴含着奇妙而超前的物理学原理的机械、建筑成就：
像鲁班，李春，喻皓等的许多精巧的发明创造；
祖冲之的自动运输机和千里船；
武当山天柱峰顶的紫禁城，高数丈，周长三里，然而却包含许多未解之谜。筑墙的条石，每块五百公斤以上，工程浩大而又艰巨，没有凭借混凝土或钢筋，却使石石相衔，且十分牢固，况且古人要把这几百公斤重的条石架在那千仞危岩之上，这些至今仍是不解之谜；古人考虑到精密铸件的热胀冷缩的系数，利用惊人焊接技艺，毫无铸凿痕迹，四面密不透风，殿内空气不能形成对流，使风到殿门，又被反弹回去，所以殿外狂风暴雨，殿内神灯不闪不摇，这也是个奇迹；铜铸鎏金大殿数百年不惧雷击，且具有“雷火炼殿”这一惊世奇观，然而现代安装避雷针之后，却竟然屡被雷电击毁，这是又一个未解之谜。
苏州千年虎丘斜塔是世界第二斜塔，它却被古人用上了现代套筒防震技术，从而千年不惧地震；
“三根马尾空中吊”，没有地基只靠着几根摇摇晃晃的木柱子，就能直挂悬崖千年，历次地震而不倒的恒山悬空寺，被誉为一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石砸不着，水淹不着”的天然之所，至今仍是建筑史上一大奇迹和不解之谜……
当然，还有历来备受推崇的四大发明及与之相关的磁学，兵器武器等领域里，中国的显著而超前的成就，而这些当代中国人大多已经熟知，此处亦不再赘述。
应当注意，现在我们可以查到的古代中国发明仅仅是历史上辉煌成就的局部。先秦文明因秦大火造成文化大断代，汉朝谶纬学兴盛，纬书里有大量自然科学内容，统治者出于加强专制的需要，纬书自魏晋以后被禁毁，秦汉及之前大量的科技发明失传了。下面仅举一例为证。
1994年3月1日，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正式开始挖掘，在二号俑坑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剑，长度为86厘米，剑身上共有八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八个棱面的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19把青铜剑，剑剑如此。这批青铜剑内部组织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纹理来去无交错，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然而奇怪的是，铬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地球岩石中含铬量很低，提取也十分不易。再者，铬还是一种耐高温的金属，它的熔点在1907℃。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不过，惊人之处似乎还不止于此。在清理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千克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我们当代冶金学家梦寐以求的“形态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拥有这样的技术，用于汽车上，当发生撞车变形时，一加热或者稍微一点力学处理，就马上恢复形状了！
中国历代国力虽然也有起有落，但大多数时候的国际地位都是十分显赫，中国古文化也在全世界备受称颂，中国人独特的聪明之处其实是举世公认的。尤其在国外的科研机构中，华人还是很受欢迎的。况且，多少华人一出国门即可得诺奖，这还不说明问题么？对于此种现象，古人有云，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
可见中国人并非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反而是具备良好的先天素质和智力，且曾经拥有过辉煌灿烂的文明。
那么让我们仔细的追本溯源：中国古人和现代中国大陆的人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其实有一条十分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古人都非常重视“道”。中国人自古以来，从圣贤到平民，普遍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天道不变，循环有矩；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历法、医学、文学、直至社会结构，万事无不贯穿着“顺从天道而行”这样理念。由“道”延伸开来，中国古人历来重视那些多维空间的无形的事物，注重内在，讲究神韵等等，比如 “经络”，“炁（气）血”，“神”，“魂”，“阴阳二气”等概念在古文化中也比比皆是。
三皇之一的伏羲氏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而作八卦，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见唐代著名史家司马贞的《补史记•三皇本纪》）。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之中列举的轩辕黄帝的一大功绩即是“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翻译为：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与亡的原因）。
周易之中，我们的先人以天为乾，尊之为天道；以地为坤，奉之为坤德。 周易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可以看出人类对乾道坤德之态度，即承天顺地，尊重自然。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又说：“不道早已” （不符合道就会很快夭折）。孔子拜见老子时，老子谆谆告诫：“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道。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
至圣先师孔子，一生追寻如长虹经天的“大道”，历经坎坷身体力行，“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根据自己对“道”的理解，用“仁、义、礼、智、信”构建了一套完备的正统伦理关系，儒家文化自汉武帝时起也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再之后，释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原，敬佛、修佛蔚然成风，造就一代一代的哲人贤士，佛教虽然在发源地印度失传，却在敬天尊道的中土生根并大放异彩。
遵循天道而反省自身，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内容。《论语•里仁篇》中，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而“吾日三省吾身”也是儒生为学为人的基本功夫，“闻过则喜”更是儒家倡导的处事之道。古往今来，各行各业，知识分子，乃至学生，尤其是自从儒家成为主导思想以来，都讲究恬淡静心，而自宋朝至近代这千年之中，“静坐”更成为儒家典型的修身自省的方式。
这种对照天道反省的文化还并不局限于社会的阶层，下可至平民，上可至君王。据殷商史书上记载：成汤在位时，大旱无雨。成汤沐浴斋戒，在桑林旷野中向神祷告，并在六件事上进行自我反省（译文）：“是因为我的政令有所不当还是由于我的管理不善，使得人臣失职，百姓失所；或是我的宮室修得太高，过于奢华，或是因为我听信嫔妃弄权乱政；或者是我法令不严，致使贪污受贿公行，或是由于我用人不当使得谄媚小人得势！”成汤的话没有说完，方圆数千里便下起了大雨。这种统治者通过自省来免除灾祸的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在传统文化遵循天道的指导思想下，人们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可以有一个很客观合理的定位，从而“不卑不亢”：心存敬畏，不去妄自尊大；心底踏实，不去妄自菲薄。而且一开始就直接肯定了那制约万物的“天”、“道”的客观存在，以及无形的多维空间的存在后，还往往容易获得灵感。虽然表面看这种敬畏是个约束，但是实际上这种敬畏并没有明显的阻碍，反而显著的促使了社会稳定，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时也是人们生产工作的加速器和发明创造灵感的源泉。往往顺其自然，恬淡清心之后，可以不被世俗现实所束缚，思维与“道”想通，或者说与世俗之外的充满灵感的“无形”世界可以直接沟通，从而有许多奇妙的灵感也会到来，比如古人所描述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这种“神来之笔”。
其实，结合本章之前的四个小节来说，中国古代科学道路与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而传统文化中这个尊“道”的理念恰恰充分照顾到了精神性，道德性，整体性和开放性这四点，中国古代科学道路恰恰是一条不同于现代实证科学的，很完备的独特科学发展道路。
现代科学几乎纯粹从物质角度着手来研究，对生命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往往是忽视的，即使在生命科学与医学的研究领域，也是采用杀鸡取卵式的方法，恰恰只注重研究生物的那部份非生命的物质载体和表象；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从“道”出发，历来注重人的精神领域，讲究内在神韵，形神兼备，还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生命观，以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健康根本原理。现代科学一味分解，将研究对象从所在环境中剥离开来，又将研究对象仅仅割裂为有形而无神的数学模型或“对象”（指Java等编程语言中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万物由数据属性和功能属性两部份组成，数据属性由一些数值组成，功能属性由一些函数组成），研究方法上“分析”与“综合”割裂，“唯物”与“唯心”割裂，个体与集体割裂，人与环境割裂；而传统文化从“道”出发，注重自然和谐，“相克”更要“相生”，推崇“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现代科学封闭在“实证主义”和“可重复性”的框框内，而且盲目相信所谓“客观”的“公理”，对于一切不可重复或无法实证，但却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没有任何认知能力；而传统文化承认，我们肉眼可见的表面世界之外，还有无形的多维时空存在，认识到“世俗”和“现世”之外的世界的意义，更承认有一种内在的“道”具有客观性和普遍的制约性，古人静心自省，与“道”直接沟通，多从直觉和直观的角度独辟蹊径，还曾经凭借超感能力建立起精密的人体经络体系。
而这条原本先进的科学道路在近代走向衰败的原因，我们从表层来看，是因为发展过程中，近代承传的不力和后人有意无意的排斥打压而被渐渐的没落的。尤其是自上个世纪中共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共产统治，中共展开了全面摧毁中国正统文化的暴烈运动，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党文化体系。其替代的系统性体现在，中共用“无神论”斩断中国人几千年来对“道”的信仰，使人变得无法无天，失去敬畏；又把共产党的那一套本不完善的“唯物论”当作绝对真理和认识世界与历史的基本方法强行灌输给人们，为暴力和斗争找到理论指导，替代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同时按照共产党的价值观来判断精华和糟粕，先进和劣质，全面否定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万事遵从“道”而行的这一精髓肆意摧残，使民族失去真正先进的文化的根；然后在“无神、唯物、没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民面前，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大搞共产党的“人造神”。至此，伴随着在实践中用这套变异文化去改造亿万中国人民的思想的同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理论体系就确立起来了。
当文化领域被党文化肆虐之后，科学领域呢？
在科学实践方面，假“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我们以点带面的看一下那些相关的悲惨案例：
1）狂热唯心，浮夸成风：号称“亩产万斤”，全民不耕作，竞相上山采矿，“大炼钢铁”，“争放卫星”，在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的风调雨顺的1959至1961年间，人为造成了“三年大饥荒”的人间惨剧，竟使得膨胀正速的中国人口突然停滞甚至负增长，事后谎称是“自然灾害”。
2）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叫嚣“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不是顺应自然，疏导治水，而是用强力堵截的办法，无视专家的忠告劝阻，草率粗糙拦河建坝，获取廉价电力，但是建坝可引发地震等地质灾害，损失土地良田，令泥沙淤积，抬高河床，阻塞航道引发水灾，又使水质退化，对生态有着极其严重的破坏，对下游堤坝还有威胁，然而建坝的核心要务——抗洪治水的效果到底怎样呢？三峡大坝当年口号 “三峡工程峻工之日，就是长江告别洪患之时”，03年新华社宣称可抗“万年一遇洪水”，而06年全线建成后，08年就变成了“百年一遇特大洪水”，而10年则辩解“今年抗洪还不能全都指望三峡大坝”……其实三峡大坝只能直接控制上游来水，保护荆江河段，而如今上游的重庆等地区，被特大旱灾和围城的洪灾交相侵袭，在中下游三峡大坝的泄洪，更被质疑是以下游为壑。而1976年8月8日凌晨，驻马店泌阳县境内，质量粗劣的板桥水库大坝垮坝，洪水倾泻，顷刻间一片汪洋，水面宽10公里，直接致死人口数目据不同资料的记载从26000人到24万不等，被美国Discovery节目评定为人类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祸，然而更不幸的是，灾后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迄今36年，鲜有国人知悉。
3）歪曲事实，封锁真相：2003年，将本是由冠状病毒导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萨斯）扭曲成很普通的传染病的名称——“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称致病因子仅是一种衣原体；而又对于疫情强力封锁，错过了早期控制疫情的最好时机；当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时还一再否认，并摆出各种为人民健康负责的假相——专家及时会诊从而病人康复出院，反华势力造谣政府隐瞒但各国人民不相信，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在中国旅游安全，以及（被蒙蔽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措施得当没有问题……就在这假面具几乎令所有人相信的时候，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萨斯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了一直隐瞒的疫情。“非典”作为 “萨斯”的遮羞布，几乎让全世界与中国一起走向深渊。
而在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尖端科学领域，因为“唯物”和“实证”的世界观忽视精神和道德的因素，本来就存在巨大缺陷，历来缺乏灵性，况且因政治需要而采用的强制灌输洗脑的教育方式又是直接抑制人灵性的，从而科研领域也万马齐喑，创造力低下，极度缺乏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只知道“拿来”别人现成的成果，实际上往往又因为加工制造水平跟不上，即使拿到了别人的产品，也无法完好的重现出来；而“填鸭”式教育出来的学生更是普遍不知道了什么叫“自己”的看法。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独立思想著称的，历代的忠臣和死谏之士不可胜数，直到20世纪的文革前仍有许许多多的坚持自己思想的铮铮铁骨的文化人。而中华民族也是历来习惯于而且很擅长自己搞发明创造的，但是现在呢，却使“山寨”成为中国制造产品的典型特征（维基百科，山寨的英文词条第一句：“Shanzhai refers to Chinese imitation……”，译为：山寨指的是中国的模仿）。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共产体制的专制暴力统治，和这种遏制灵性的党文化的荼毒泛滥，对于广大的中国人、中国那优秀的正统文化以及古老而独特的科学道路，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中国的科技发展落后的现状应该由它们负责，而不应归罪于中国传统的这条科学道路本身，不能作为否定这条道路的证据，不应使我们中国人妄自菲薄。
所以，中国人是十分优秀的民族，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是诺贝尔奖在科学领域，就没有一个是“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人得奖，这恰恰是由于共产体制和其唯物的世界观对人灵性的压制。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精髓到了现代，被有意无意的失传，以后我们是应该在科学文化的传承上面多注意一下。
对于中国当代科学发展，有人见微知著的做出过如下的犀利点评：“真正原因在于无神论和唯物论洗脑的中国人看不见就不会相信。然而真正科学家的责任就是去研究出人们所不知道的、以往所难以置信的东西，而不是近在眼前、尽人皆知、短期得利的东西，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发展，人类才会进步！非得等别人做出来了、你看见了、相信了再去做，不是太迟了嘛！老是跟着人家后面走，怎么会得奖呢？你说你相信科学，听起来很理智，实际上很不理智，你是在限制科学的发展。真正的科学家不会用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
放眼当今的中国，像所谓的院士何祚庥这类只会去判断“量子力学的运动规律”是否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只会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以“阶级调和的变种”的政治帽子来攻击梁启超之子、设计了中国国防部、友谊宾馆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而致其郁结而死的科痞，都能在中国科学界独占鳌头、肆意指点江山！学术圈也变得万马齐喑，甚至急功近利，道德败坏，和政治圈同流合污，那么如果不改变现状的话，还怎么指望中国的科学能有真正的发展哪？
只有扭转了前文所述四个误区，重视真正的精神性、道德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科学才是真正健康的科学，也是我们当今科学要突破的方向。也只有这种科学才是适应我们人类发展需要的，对人类带来最大好处的科学，能够真正合理的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的，否则人类坐井观天，而又夜郎自大，忽视道德，而且漠视生命，对世界才刚刚一知半解，就要肆意改造山河、破坏自然的话，那么人类的前途是危险的，终将会走入自掘的坟墓。关于如何具体做到符合这四条特征，遵从天道的中国古代科学道路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照。作为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个人，也只有摈弃科学的这种种误区，才能真正的看清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获取和接受对世界的真知正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