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2年7月30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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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农妇李四女遭受的迫害

河北省保定市农妇李四女因为修炼法轮功，得以获得健康的身体。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李四女因为坚持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多次被当地中共人员绑架折磨。

李四女家住保定市西山北乡远台村，修炼法轮功以前每次来例假，提前好几天就腰疼，疼起来跟生孩子似的，不能干活，腿也疼。十八岁时出过一场车祸，差点失去生命。三十六岁时，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她乘坐的载有四个人的三轮车被一辆货车撞上，其中一人死亡，她住了一个月的院。出院以后仍有后遗症，可因车祸不能吃药、打针，走路吃力，呼吸困难。家中经济条件并不好，还有二个孩子，丈夫脾气也不好，导致她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正当她生活在绝望中的时候，一九九六年三月份的春分，她的姐姐来到她家，让她学法轮功，并告诉她法轮功有佛保佑。她就想学，她姐姐就给了她一本宝书《转法轮》，她不经意间翻了一下，发现书中写的“真、善、忍”很好，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与世无争，很能忍让的人，于是她就非常喜欢这本书。当她看完一遍后，身上的病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就这样，她就非常的相信法轮大法，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人，处处考虑别人，善待每一个人，做好人。她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知道了大法的神奇，于是就想让身体有病的人都来学大法。高阳县的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来到她的家，通过学大法，一分钱没花就好了，通过这些实例，村里就好多人来她家学法轮功，后来她家来炼功的人太多了，就让他们到别人家去炼。她丈夫也非常支持她炼功，亲戚朋友也都认同大法，都知道大法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无端迫害法轮功，七月二十二日，她为给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说明大法师父被诬陷的真相。她和几个同修走到高碑店火车站，被几个中年男子挡住了，把她们关进了一个不知名的大院子里，院子里有很多人。然后就非法审问他们是哪来的，上哪去，去干什么。她们就说是易县的，去北京说句公道话。后来就把她们分到一个小院子里，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就被易县公安局的人接到了公安局，被关在一个大厅里面，她被单独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一个一米八左右的男恶警，恶狠狠地问：“你到北京去干什么？”她说：“去反映情况。”恶警威逼着非让她说是去扰乱社会治安，她不配合，他就用皮鞋使劲的踹她肚子，连踹了几脚，还用湿毛巾抽脸，她仍不配合，那人就说：“把手伸出来，给你钉竹签。”于是她就把手伸了出去，恶警实在没办法，就硬逼着她在写着“扰乱社会治安”的条子上按手印，然后用车直接把她们十几个人拉到易县拘留所。

到了拘留所，那里的工作人员就让她们排成两队，把她们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监室里。刚进到屋子，就进来几个恶警，其中一个问：“谁叫李四女？”她说：“我。”那人问：“还炼吗？”她说：“炼。”那人二话不说就把她一脚踩在地上，戴上手铐。这一戴就是二十四天，在这二十四天里，吃饭、上厕所都很不方便，都需要别人帮助，任何事都不能自理，晚上睡觉也不给松开。到第二十四天的时候，又让她们排成两队，一个恶警问她们：“还炼不炼？”她说：“炼。”他就说：“给你戴上双脚铐。”然后就又威逼着她们写所谓的“保证书”，还逼着签字、按手印，然后叫家人来把她接回了家，除了让家人出饭费以外，还非法勒索了二百元钱。

到了家以后，她被一天三次叫到大队部去报到，乡里一来人，大喇叭就广播让她去报到，不让她赶集、串亲戚，也不让她跟同修说话。还对她说：“病是治好的，不是炼功炼好的，如果说是炼好的，就抓走劳教。”他们还把法轮功学员分为A、B、C类，A类罚款五千元，B类罚款三千元，C类罚款一千元。她当时被勒索一千元（先拿一千元作为所谓的保证金，如果上访，再继续罚款），她不拿，乡里就派人用大喇叭广播叫不拿钱的到大队部去，她到了大队部后，因为她不拿钱，乡里的几个人就把她拉到了乡政府，到了乡政府后，他们说：“如果不拿钱，就叫你挖树坑去。”她没办法，就让家人借了一千元钱给了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才让她回家。

二零零一年四月，她和一个学员觉得还是应该给中国政府反映情况，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当她们走到徐水县付山村村南的时候，因为累了休息了一会儿，向一个路人问路，这时旁边一个小轿车停在了她们身边，下来几个男的，问她们：“你们上哪去？”她们说：“上徐水。”他们不信，就强行翻她们带的行李，翻出了三条横幅和一本手抄的《洪吟》，就问她们：“你们叫什么？”她们不说，他们就强行把他们拽到了车上，直接拉到徐水县大王店派出所，把她们非法关押在一间屋子里，叫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开始对她非法审讯。四、五个小伙子问她叫什么，她不说，他们就开始用皮鞋、湿毛巾、椅子对她疯狂的乱打。打了三个小时，她还不说，他们就用一条白胶带把她的嘴粘上。这时天已经亮了她还是不说。他们说：“把她绑上。”于是就用她们拿的三条横幅把她绑在了铁门的栅栏上（胸口一条，腰上一条，腿上一条），一会儿她就晕了过去。等她醒过来以后，已经被他们放下来了，又开始非法审讯，还有一个人做笔录，他们问她：“你是干什么的？去干什么？”问完之后还让她签字、按手印，然后直接把她们俩拉到徐水县拘留所。

到了拘留所，没办任何手续就把她们非法关押在监室里，在这儿一呆就是十几天，在这十几天里，恶警对她们非法审讯了多次，她不配合，还强行给她照相。然后易县西山北乡的人把她们拉到易县西山北乡政府院内，叫她们下车。下车后，一个男的说：“让她们吃饭。”她们不吃，她们觉得自己没有犯任何错，不应该被这么对待，于是就绝食反迫害。拘留所的人不顾她们没有吃饭，让她们用铁镐刨硬院子，刨了二天院子，他们看没有办法，只好让家人来接她们，她丈夫把她接回了家。她到家才知道，在徐水县拘留所被非法关押的十几天里，家里在没有任何收据的情况下被勒索了三百元钱。

二零零一年黄历四月十六日晚上八点左右，本村村干部李文德带领西山北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非法闯入家中。乡政府的人说：“在家呢？”她问：“你们干什么？”他们说：“没有什么事，就是到西山北去学习学习。”她说：“学习什么去？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他们说：“做好人，在家里做吧，到北京干什么去？”然后就强行把她拽到车上，直接拉到乡政府，关在一间屋里，然后又把她们十几个人关在北屋子里头，几个男工作人员强行叫她们把胳膊伸直，一胳膊上一块砖，砖根本就呆不住，一掉下来，就用手打胳膊，嘴里还说：“叫你上徐水去！”折磨了她们一会儿，她和一个工作人员交谈，他说：“你们何必受这苦呢？”她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师父的伟大，还给他背师父的经文，那人也很喜欢听。正在这时，张印奎突然闯进门来，恶狠狠地就打了她两个耳光，还对她说：“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干这个。”就这样一直折磨她们到天亮。第二天（四月十七日）早上，连饭也不让吃，十几个人强行给她们脖子上挂上一个牌子，挂在胸前，把她们强行押上了西山北中学的操场。操场上支了一个台子，台子底下有好多人，都是学校的学生和各村的村民，还公布了她们所谓的“罪行”，然后就又押上警车，直接拉到易县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就把她们关押在监室里，让她们背监规，穿囚服。到看守所的当天，易县“六一零”、政法委、公安局的人对她们进行转化，让她们排成一队，还威胁她们说：“如果你们不转化就劳教。”她们说：“不转化。”然后就开始叫她们跪着，跪了几个小时就又叫回监室。因为她们不转化，不吃饭，就对她们进一步迫害。第二天下午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恶警进到监室里，对她们说：“你们吃饭吗？如果不吃，就灌你们。我们有的是法子。”她们还是不吃，他们就叫她出去，到一个大屋子里头，在一张老虎凳上，两个人使劲按着她的两只胳膊，一个人按着她的头，还有一个人用一根塑料的透明的白管子，从鼻孔里插入胃中，往里灌盐水，灌了一会儿，就把她放下来，又回到监室里，可想而知，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第三天傍晚，她正在屋子外面坐着，一个中年的男恶警进来，对她说：“跟我走。”她就跟着他上了一辆车，车里面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这个女人陪着她，直接把她拉到易县商业局招待所里，在那里一直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在这十五天里，白天晚上都有人陪着吃住。第二天她开始吃饭，上厕所也有人跟着，还对她强行洗脑，看诽谤大法的电视，还叫她去歌舞厅、娱乐场，所有玩的地方都让她去，目的是消磨她的意志，叫她转化。政法委书记对她说：“叫你当老师，给你恢复政治地位。”（每天陪她的商业局的人是：局长姓马；科长：张丽红；刘亚静；还有一个姓张的书记；还有三个女的，其中一个是会计）

到了第十五天，她实在放不下家里的孩子，实在想回家照顾老人、孩子、丈夫，迫于无奈就违心的给他们写了所谓的“保证书”，这样他们才让家人来接她。

二零零五年黄历十月初六，西山北乡机场派出所的恶警们到她家去了五、六次，想绑架迫害，她听说后，不敢回家，在外面住。她有家不能回，孩子不能照顾，她伤心到了极点，仰望苍天：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做好人这样难？偌大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她只好离家出走，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流离失所了二个多月才敢回家。回家以后才知道，自己养的六头猪因为无人管理都死了，经济损失七千元左右。她丈夫也不理解的要和她离婚。

二零零六年黄历正月十七，本村村干部杨大勇带领机场派出所的恶警突然闯进家中，她正在做家务。一个姓吴的恶警就对她说：“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她问：“去干什么？”他说：“就是叫你到那儿。”她就跟着他们上了车，直接被拉到机场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一个姓吴的就对她非法审讯，对她说：“别人给你的资料，你给了谁？”她说：“烧了。”正在这时，所长梁彦东走了进来，恶狠狠地说：“你是李四女吗？不说？有的是法子。”然后她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的哥哥去找她，为了让妹妹赶紧回家不再受迫害，她的哥哥只好无奈的在他们写的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才让她回来。后来她的哥哥还花了一千多元钱请了派出所一顿饭，才算没事了。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五年期间，乡政府的人员和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到家骚扰，有的时候机场派出所的还翻东西，导致家中的大人、小孩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一看到警车就吓得双腿没劲，精神上的承受力也快达到了极点，她的婆婆也吓得精神整天都是高度紧张。

以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为祛病健身做好人而遭受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受到中共不公与残酷的迫害下，采用各种和平、理性方式依法上访、散发传单等方法向社会各界申诉冤情、澄清事实真相、揭露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的残酷和野蛮行为，这完全是合理和合法的行为。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因此，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宣传品也是合法的，是在履行《宪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传播法轮功无罪。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因此，法轮功学员采取上访形式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说明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完全是行使公民宪法权利。法轮功学员因上访而被处以拘留、劳教、判刑、罚款都是违法的。迫害法轮功是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在真正的践踏法律，破坏法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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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大法身心净化　反遭中共迫害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我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份接触大法，十月正式走入修炼。在修炼前，我身患颈椎增生、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腿疼，还患有胃病。当时为了生活忍着剧痛还得干活。那时用中医针灸、吃药三个月也不见好转。后来北京的大夫在镇上开了诊所，给我按摩推拿、烤电、中成药治疗，三个月后收效甚微。九七年六月看了朋友给的法轮功的书，觉得很有道理。后来我请了一套法轮功书籍，在看书期间感觉身体很轻松。学法炼功半年后，所有症状全部消失，恢复了正常的劳动能力。通过学习大法书我知道了如何在社会上做个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符合宇宙真善忍的修炼人。因篇幅有限，下面仅举真实的一例。

我做生意，外地朋友给发货，双方记账年底结算。在年底结算时，朋友漏记了一车货，我发现后和他说明，并如数还清。当时一车货就一万元，在十几年前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朋友感激的打趣道：河北就你这么个好人叫我赶上了。后来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中共开始在全国全面迫害法轮功。利用电视、电台、报纸全天二十四小时污蔑法轮功。二零零零初，我把欠朋友的货款全部还清准备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因为我在大法中亲身受益了，我是见证者，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去，对我的迫害就开始了。

二零零零年元月二十八日（黄历），派出所原四（警察）等人把我骗入公安局，说两会期间让我在县里呆几天（当地乡镇），再把我送回家，结果拘留了几天，恶警以我看李老师的经文为借口，将我转到看守所，吃的是玉米面窝头，有的还有老鼠屎和又酸又腐烂的咸菜，菜汤里的麦秆和玉米秆足有一寸长。吃完饭后，盒底就有很多的泥沙，由于对我的关押造成了十五岁的女儿被停止了初中学业，十四岁的儿子也要不上学了。直接给未成年的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和很大的精神折磨。五月十八日（黄历）家人交三千五百元的所谓保证金（没给票据）和每天八元钱的伙食费后，才放回家。

在家期间镇政府派出所多次对我个人生活进行骚扰、威胁，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黄历），深夜以乡政法委书记徐××为首的镇政府、派出所一行人强行把我带走，在派出所留置室内，将男女非法混押了三天三夜，不足六平米的留置室内，关押了三男四女七个人。由于无法忍受这种败坏人伦道德的非法关押和虐待，夜里出去方便时，我昏死在厕所里的小便池内。而看管的警务人员说：“早×××该死，死了我们才放心呢。”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二日深夜十一点四十分，镇政府的高镇长，徐××、周X和派出所副所长等十几个人强行叫开我的家门，以办洗脑班为由，将我强行往警车上推，我说我不去，因为你们不是对炼法轮功的长期关押就是男女混押，太不道德了。就在这时，母亲从东院出来说，你爸心脏病犯了，要我赶快带父亲看病。于是我向高镇长、周×等人说，用车把我父亲送到医院去，看完病后，再去办班。我十六岁的女儿也哭着在乞求，七十七岁的母亲也跪着，爬着央求着他们。面对此情此景就是铁石心肠也得动了心。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哪个人没有父母妻儿老小，而这些中共官员却视而不见，拿着人命当儿戏。五、六个人硬推逼着我上车，我说得给我爸爸看病去，周×说：“你骂李洪志，你骂法轮功，就不要去办班了。”我说：“你身为国家干部，就这样叫老百姓骂人，侵犯人权吗？今天教我骂人，明天教我做坏事，如果不骂、不做，就得去洗脑班，绑架，长期关押吗？这是哪家的法律规定的？你们这不是执法犯法吗？如果都跟你学不都成了坏人了吗？”他们硬是把我拉上了另一辆面包车（共三辆），左邻右舍的老百姓都听到、看到了，敢怒不敢言。妻子也被强行绑架到了镇政府，晴朗的夜空被邪恶笼罩。

到了镇政府，恶人说：“教他走走道。”话音未落，一帮打手拳打脚踢，打得我头发昏，脸发青，鼻子流血，两眼视力不清，上衣、鞋子也被打掉了，一直将我打上了汽车，在车里，司机恶狠狠地对着我的脸就是一拳，血顺着鼻子流到了衣服上。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三日早三点钟，我们六个学员被非法送到了雄县葛各庄转化基地。说是教育转化基地，其实就是打人班，我亲眼看到基地的工作人员王××狠命打女学员的嘴巴子，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学员，在站队时呕吐不止，他们不但不在意，却又要打照顾老太太的女学员，真是欺压正直善良，打击老弱妇女，此情此景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我高声喊道，警察不许打人民！连喊了三声。就因为这三句话，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三日晚，又把我非法送到了拘留所拘留了十九天。在拘留期间，妻子也在洗脑班被关押，家里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父亲还有半身不遂和心脏病。十五岁的儿子被逼得撞头，击打树木，也要不上学了，直接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

二零零一年六月一号，我又被转到了雄县洗脑基地。在基地看到了洗脑副主任王浩宇强行让十三名法轮功学员在院里暴晒（中午十一点左右）。他用尽了招数，居然叫学员骂他自己，说骂了就不用再晒着了，就连怀孕八个月的妇女也不放过，一起晒着。晚上谁不写心得体会和保证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不让睡觉。由于抗议不公正的虐待，十一位学员绝食反迫害被关在了一间房里，钉上窗户，锁上门，大小便不让出门。第四天强行灌食，当时只留一个被灌食的女学员在屋内，其中洗脑班打手赵七学等四五个人把其按倒在床上，让葛各庄的两名医生帮助灌食。我们听到女学员的叫喊声，扒窗一看，几个大汉有压胳膊的，有按腿的、有按头的，还有正插管灌食的医生，当时赵七学正用腿压着女学员的胳膊。强制灌食造成学员呕吐不止。

六月十三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亲属交了七百八十元的伙食费，（每天六十元，十三天）强迫我按了手印，签了字，才放我回家。转化班变成了敛财基地。在出洗脑班时，我将事先写好的两张声明，粘在洗脑班的大院里，声明一切假保证全部作废。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黄历），县公安局政保组一行人撞击我家的大门，态度粗暴，我女儿听着声音不对，没有开门，于是两个公安从房西跳墙而入，逼得我上房逃走。

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七日，当地镇政府、派出所、县六一零、政法委，六、七十人翻墙而入，非法搜查我的住所，因当时我没有在家，砸坏了房瓦。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县政法委、六一零、当地镇政府、派出所大约七、八十人同时非法搜查我的住所和亲戚家，当时一个亲属被惊吓过度，卧病在床输液治疗，其行为严重的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我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多后，于二零零三年九月我被绑架到雄县看守所，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虐待，被恶警歪嘴张指使刑犯用拳头由胃部向上撞击内脏，当时真是生不如死，五脏六腑被撞击翻天覆地的剧痛，使我几乎昏死过去，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多月，被非法劳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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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双城市秋林公司洗脑班恶行

文/王英杰

我叫王英杰，是黑龙江双城市大法弟子。现在我要揭露的是我被非法关押在秋林公司洗脑班时受到的残酷迫害。

江××无理迫害大法后，为了要求还大法和师父的清白，在二零零零年七月间我去北京以公民权利上访，可是在天安门广场被恶警抓住，关在天安门派出所的铁栅栏里，一天后被送到北京大兴监狱非法关押十多天，之后又被送到双城驻北京办事处关了四天，押回双城拘留所，在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被放回家。

就在当年过小年（腊月二十三）那天，上午八点左右，双城市城镇街道书记于涛领着四、五个人到我家，快过年了，说上边来人了，要和你们说几句话，一会儿就回来。我信以为真，和他去了街道办事处，没想到到了那里就被送到秋林公司洗脑班（秋林公司是一个大商场，四层楼，被双城镇恶人租下来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现在公司已经改名了。）

一进屋就看到有二百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铁栅栏里。我被关进来，一押就是两个半月，受尽了人间地狱的折磨。平时不准说话，不准随便上厕所，按规定时间统一去，人多还限定时间，因为被押的人都干燥，便秘，可是不准蹲时间长，否则就挨打挨骂。

有一次，我偷看《洪吟》，被看管人发现，他窜进来举手就打我，恶人闫善利一个劲打我嘴巴子，嘴里还骂不绝口。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身体瘦小，怎能经得起他们如此的暴打。

快过年了，我们要求回家，城镇的头头们不放我们，我们就只好绝食反迫害。绝食四、五天时，他们把我们拉出去灌食，恶人使坏，拼命往口腔插管子，把食物灌到我的气管里去，痛得我昏了过去。醒来后，痛的不敢喘气，不敢直腰，前胸后背扯着疼。后来我就趁夜间偷偷炼功，逐渐才好了。

可这些没有人性的恶人见我好了就又折磨我。一天，恶人冉令才（他是恶人中最坏的一个，不骂人不会说话（后来遭恶报得喉癌死了，明慧网上有报道）。他故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骂师父。他可能猜出我是炼功炼好了，就歹毒的逼我骂师父和大法。被我拒绝，告诉他他不配提我师父的名字。他恼羞成怒，抡起拳头狠狠的打我的头、脸、胸，还感到不解气，又把我绑到椅子上打个不停，打的我头昏眼花，鼻血直流。

还有一个农村大法弟子（双城市公正乡小白家村的）被野蛮灌食出现生命危险，后送到医院抢救，当时没有抢救过来，紧接着家又送到另一家医院，终于抢救过来了。

在秋林公司洗脑班，天天过着昏暗的日子，城镇以于占奇、叶福来为首的八个镇长，天天轮流训话洗脑，恐吓，以恶人冉令才、闫善利充当头号打手，无论对谁都一样施暴。

洗脑班的头头完全没有人性，竟然还非法关押了着三个才十多岁的孩子，最小的只有十一岁。一天我看到不知什么原因在那零下三十度左右的寒冬季节，竟然让三个孩子光着脚站在冰一样的水泥地上。还有一个当年十二岁的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就不让他吃饭了。那时正当过年，孩子父母因炼法轮功被劳教，不在身边，他一个小孩子孤苦伶仃，受到如此虐待，这些恶徒真是蛇蝎心肠！有一个农村的小姑娘，要开学了，他们却不放孩子回家上学，逼着她骂师父，不骂就不让走，还罚她站。

这些中共的恶徒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更不用提什么做人的道德、伦理。

我在这里被折磨了两个多月，后来他们勒索了女婿多少钱才放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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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后走入修炼 冀俊英遭中共迫害

——内蒙古霍林郭勒市法轮功学员冀俊英迫害经历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冀俊英，女，今年四十六岁，霍林郭勒市查嘎达村（习称西风口村）村民。

她走入修炼很独特，是在中共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由于强迫她作绝育手术，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后，计生办和医院推责，饱受手术事故的痛苦与邪党官员的折磨，冀俊英于二零零零年毅然走向修炼。

一九九九年秋天，正是农忙季节，霍林河计生局强迫冀俊英做节育手术，到妇幼保健医院，医生看冀俊英体型肥胖，就不想给她做手术，转到地方医院，一个妇科结扎手术就做了三个半小时，局部麻醉，冀俊英整个过程全都知道，疼痛难忍，手术医生把手伸进小腹里找，仅刀口缝合就缝了十二针，到七天拆线时，发现刀口完全感染化脓，刀口裂开，淌出血水。冀俊英去找计生局，又在地方医院重新缝合刀口，住院达十五天，表面的刀口愈合了，可是又过了二个多个月，冀俊英发觉自己腰痛、腹痛、伴随高烧，冀俊英又去自费复查，结果拍片显示：术后多处粘连，并有大面积的炎性浸出，卵巢、大网膜出现炎性包块。冀俊英生活已不能自理，继续去找计生局。计生局局长贾梅，不再说好听的，说这是医院的事，冀俊英又去找医院，医院说你得去找计生局，就这样冀俊英拖着病体，往返颠簸奔走讨个说法，真是苦不堪言。双方不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就是故意躲避、用刻薄的语言贬损冀俊英。连续找了多达五次。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八，冀俊英第六次去找计生局局长贾梅。她们正在批判法轮功，冀俊英进屋后，贾梅等人根本不理会她，旁若无人的大批特批，当时对法轮功一无所知的冀俊英，听了一会儿之后，觉得她们批的全都是强词夺理、胡说八道，就随口反问：“你们才是歪理邪说！明明是你们干的坏事，你们都不承认，你们说的都是假话。你们说法轮功不好，我看法轮功肯定好，我回去就炼法轮功。”

回去以后，冀俊英果然找到本村的法轮功弟子，当天五套功法就学会了四套。认真的炼了几天，身体很快就有了良好的反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病就彻底好了。在炼功期间，她没有吃过一片药，到她身体完全康复时，她把医院开的药扔到灶膛里全部烧了。打那以后，冀俊英没有在找过贾梅等人。

一、进京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身心受益的冀俊英，看到中共邪党变本加厉的污蔑法轮功，毅然进京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结果被抓，关进了霍林河看守所，从此家里再无宁日。

冀俊英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婆婆过世，都没有让她见到老人家最后一面。为了达到转化她的目的，让她的丈夫到看守所违心的说假话，冀俊英没有妥协，他们又从一千多里地的林西县将她的老父亲折腾来，并领着年仅六岁的女儿郭子瑞，到看守所哭求，让冀俊英放弃修炼。没有达到他们罪恶的目的，女恶警赵凤云就破口大骂。二十二天后，又被瞿拓、秦宝库等恶警勒索了一千二百元，才放回家。

回家后，霍林河达莱胡硕派出所杨万、村委会村主任何柄田、六一零国保大队秦宝库、瞿拓、赵秀发、赵凤云等、乡长孙永远、霍林郭勒市副书记肖立忠等多次入室骚扰、恐吓、威胁、抄家等，逼迫冀俊英放弃修炼。每次入村，如虎狼一样开着警车、鸣着警笛，呼啦啦的一大帮人，弄得村庄鸡犬不宁。冀俊英的小女儿郭子瑞，当年才六岁，每次看到警车、听到警笛都吓的脸色惨白

他们逼迫冀俊英写保证书时，冀俊英就把自己强迫计划生育的遭遇说一遍。计生局把自己好好的身体做坏了，法轮功把他们弄坏的身体修好了，让你们自己说一说，我该炼不该炼？他们没有理可说，就骗冀俊英只要你不炼功，我们就负责给你找计生办，结果哪次都没有找。

二、非法洗脑又被拘留

二零零三年五月的一天，达莱胡硕派出所何庆民等三人，上午借口说“来核实！”来核实什么也不说清楚，让冀俊英跟他们走一趟，冀俊英说家里忙，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他们不说，中午何庆民等三人又来了，说：“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上来两个警察掏出手铐，就紧紧的铐住冀俊英的双手，不大一会儿，双手手腕子就被铐出血印了。他们把冀俊英拖上车，正好两个女儿放学回家吃午饭，看到母亲又被警察抓走了，吓得哇哇直哭，惊慌失措的去找邻居，哭着说：“他们把我妈抓起来了，找我爸爸，让我爸爸从山上回来吧。”年幼的小女儿哪里知道，就算爸爸回来，又能怎么样？恶警不顾一双女儿的悲号，绑架了冀俊英，开着警车一溜烟跑了。

恶人把冀俊英绑架到中共在电力宾馆设立的洗脑班，在黑窝里，恶人逼迫冀俊英观看邪党中央制造的对法轮功的各种污蔑宣传，逼写不修炼的所谓的“三书”，即“悔过书、保证书、揭批书”，恶警万国清强调说：“你必须说明炼法轮功是上当受骗了才行。”女恶警赵凤云说：“你不写，我们就拘留你。”冀俊英坚持不写那些违心的黑材料，被关进了看守所，关押了十五天，才放回去。

三、公安利用十六大迫害冀俊英

零三年十月份，老父亲思念女儿，冀俊英回林西县去看老父亲。中共正开十六大，派出所长长杨万、国保大队秦宝库、中共苏木政府的唐贤英，伙同林西县派出所、林西五十家镇派出所、冀俊英父亲所在村委会主任李凤林，共开三辆警车，闯进冀俊英的哥哥家里，当时冀俊英正在哥哥家里给老父亲生炉子做饭，他们强行剥夺冀俊英孝敬父亲的天理人伦，抓上车，再次将她绑架到在电力宾馆设立的洗脑班。又被关押了二天，才放回家去。

四、八位无辜的亲人全部被抓

二零零八年二月份，冀俊英和丈夫开着农用车回林西县娘家探亲，在巴根吐村、东敖包村发放真相传单，被人构陷，林西县公安局袁段、赵某某，还有五十家子镇派出所李洪江、江云洋，当地水源沟村主任李凤林一起，在冀俊英哥哥冀俊桐家里抓走了冀俊英。跟她一起抓走的还有：

冀俊英的丈夫郭振军，今年五十三岁；
冀俊英的哥哥冀俊桐，今年四十九岁；
冀俊英的二侄子冀建明，今年三十一岁；
冀俊英的三侄子冀建男，今年二十四岁；
冀俊英的表兄弟于振东，今年四十二岁；
冀俊英的表兄弟媳妇姚雪，今年四十一岁；
冀俊英的二嫂子吴翠萍，今年四十八岁；
冀俊英的三嫂子唐桂萍，今年五十一岁。

同时他们还抢走了二侄子新购买的出租车一辆，价值三万多元；冀俊英家里的农用车一辆，价值一万多元。

恶警把冀俊英和她的丈夫一起绑架到五十家子派出所，一起铐在椅子的靠背上，铐了一天半时间，后又把冀俊英绑架到林西公安局，恶警袁段对她说：“我们是本乡本土的，你只要交钱，我们就不把你送进去，就放了你。”他还说至少交一万元，冀俊英说没有钱给你。恶警袁段说：“你不交钱，车是拿不走的。你要是判刑，车肯定没收。”邪党公安的淫威，使家里人非常惧怕。冀俊英的丈夫被警察用恶语谩骂，吓得脸都变色了，二个侄子吓的身子直打哆嗦，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二个嫂子更是吓的六神无主。

家人为了快一点摆脱邪党公安的威逼恐吓，配合了袁段等恶警的要求，交了一万元，说是连车带人一起放。可是到了镇上，五十家子镇派出所李洪江、江云洋，就是扣着车不放，继续落井下石，索要钱财，说是罚款六千元，两个恶警又每个人索贿各一千元，共计八千元。仍然不肯罢休，继续恐吓冀俊英的表兄弟与表兄弟媳妇，二人惧怕，又被敲诈了三千元。

这一次冀俊英直接损失二万一千元。

冀俊英出来后，同情表兄弟一家的境遇，就把恶警敲诈他们的三千元，自己掏腰包给了他们。谁知一年以后，也就是二零零九年，她的女儿无意中跟别人说了这件事，本村村主任金成子闻风后，又敲诈了她三千元。

迫害相关责任单位及个人：
霍林郭勒市达莱胡硕派出所：杨万。
霍林郭勒市查嘎达村村主任：何柄田。
霍林郭勒市国保大队：秦宝库、瞿拓、赵秀发、赵凤云等。
霍林郭勒市查嘎达乡长：孙永远。
霍林郭勒市查嘎达村副书记：肖立忠等。
霍林郭勒市嘎达村村主任：金成子。
霍林郭勒市达莱胡硕派出所：何庆民。
霍林郭勒市电力宾馆。
霍林郭勒市苏木政府：唐贤英。
林西公安局、林西县派出所、林西五十家镇派出所。
冀俊英父亲所在村委会主任：李凤林。
林西县公安局：袁段、赵某某。
林西五十家子镇派出所李洪江、江云洋，袁段。
林西当地水源沟村主任李凤林。
林西五十家子镇派出所李洪江、江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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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女含冤离世 张建龙屡遭迫害

张建龙，男，家住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广场，一九六三年生，原霍林河矿务局泰丰公司司机。九九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时，他还没有步入修炼，可是当他目睹妻子符桂英自修炼后的身心巨变，以及邪党各种机构对他家的骚扰迫害，毅然走进大法开始修炼。这些年里，邪党各部门入室骚扰数十次，记都记不清了；罚款三千元；非法关押四次；劳教二年；强迫精神洗脑三次，被迫下岗失业后，又历经砸煤块、扫大街、干各种粗活……等等，并痛失二位亲人。

女儿张毅超被霍林河第二中学强迫停学，在张建龙、符桂英夫妻二人劳教期间，又被恶人破窗强暴，从此背井离乡，以捡拾破烂为生，由于年龄小，不会照顾自己，营养又差，身染肺结核，于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早七点，在霍林河矿区医院含冤离世，年仅十八岁。正是花季年龄。

妻子符桂英在图牧吉劳教所绝食期间，被劳教所注射不明黄药水，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符桂英含冤离世。

一、没修炼之前即遭骚扰迫害

张建龙在未修炼前，跟妻子的关系非常紧张，每天都是在争吵嘴中度过，有时几天都不回家。他以前在单位是给领导开小车的，就与领导一起干坏事，由此而来，家庭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九八四月份，张建龙妻子符桂英，突然腰疼的起不来床，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经过治疗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一天天加重，最后干脆瘫痪在床上，由于是单职工，家里也没有存款，再往下治就没有钱了，张建龙和妻子说：“你借来钱，你就治，借不到钱，你就别治。”就在她绝望的时候，听说修炼法轮功能治病，妻子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开始修炼，炼了仅仅一周，她能走动了，也能干点活了，她高兴极了，张建龙也感到很神奇，对法轮功肃然起敬，一下子就在心里埋下了修炼的种子。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妻子的病一点都没有了，心情也好了，也不吵不闹了，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经常给张建龙洗衣服，皮鞋也擦的亮亮的，张建龙被她感动了，领导再和张建龙去干坏事的时候，张建龙说什么也不去了。一个领导说：“你要是能学好的话，太阳从西边出来。”张建龙不服气，妻子都变了，他觉得自己一定能行。

到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时，天好象塌了一样，仿佛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报纸、电台过去都说大法好，现在铺天盖地的诽谤大法。妻子伤心的哭了整整三天，执意要去北京说一句公道话。终于在同年九月三日凌晨四点多，悄悄的去了北京。

二、妻子走后，派出所、街道、公安处接二连三的入室骚扰

妻子走后，张建龙独自一个人忙里忙外的带孩子、做饭、上班。到了第三天，派出所、街道、公安处，全都到张建龙家来了，一天来了十几波人，逼问：“你媳妇去哪里了？”张建龙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到了第四天，单位停止了张建龙的工作，把张建龙弄到镇政府书记办公室里，镇政府书记杨海涛让张建龙说出她的去向，张建龙不说，“你不说，我们就拘留你。”张建龙说：“你们还有王法吗？现在不是法制社会吗？谁给你们的权力？搞株连九族！”邪党的书记跟张建龙来硬的不行，态度马上就软了下来，说：“上面有指示，单位保职工，职工保家属。”张建龙说：“现在有几个老爷们能管住自己的媳妇？你媳妇你能管得住吗？”书记气得摔碎了水杯，就走了。

下午，单位书记孙健仓、工会主席马某找张建龙谈话，说话口气跟那个书记差不多。张建龙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们，妻子炼法轮功后，啥都变好了。

第二天，派出所包杜冷来找张建龙，让张建龙说出妻子的去处等。张建龙回答说：“我不知道，别找我。”以后每天都来一伙人，记都记不清了。

三、副书记说：谁让你媳妇炼法轮功啦

单位领导从此不让他开车，让张建龙去环卫大队扫大街。扫了三个月的大街，又强迫张建龙下岗待业，只发给他二百多元生活费。张建龙到市里找市委副书记王淑芬，她说：“谁让你媳妇炼法轮功啦？”张建龙说：“这是共产党搞的株连九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张建龙说的句句在理，没说上几句，书记就理屈词穷了，扔下一句：“我管不了啦。”就想走，张建龙说：“从现在开始，我也炼法轮功了。”

张建龙由于承受不住来自中共各个部门给他造成的压力，每天精神不振，天天喝酒，借酒消愁，直喝得胃底出血，吐血吐的人事不省。当年张建龙的女儿张毅超只有十四岁，她抱着张建龙的脑袋哭着说：“我不能没有爸爸啊！你不能不管我啊！”张建龙听到女儿的哭诉，一下子精神起来，抱着孩子一起哭起来。他在心里想，我一定学一学法轮功，看到底怎么样。

为给大法说句公道话，从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妻子共去北京往返三次。最后一次进京回来后，张建龙看到妻子精神焕发，他觉得很奇怪，他又给妻子做饭，又给她放洗澡水，一点怨言都没有。女儿跟母亲也很亲热，搂着母亲的脖子说个不停。妻子吃饭前跟张建龙说：“建龙啊，吃完这顿饭，你要我，我就跟你过，咱俩一起炼；你不要我，我就走。”第二天，她让张建龙跟她一起炼功学法，张建龙从此后，正式走入了修炼的大门，并从书中一下子明白了好多法理。

四、正式走入修炼，两次进京给大法说句公道话

到了二零零零年四月九日，正是邪党攻击法轮功最疯狂的阶段。张建龙想到这个功法这么好，邪党说的没一句真话，我也应该去北京。张建龙和女儿交代一下，就离开了家，先到图牧吉劳教所去看望妻子，同时也征求一下妻子的看法。此时妻子已被判一年劳教，她听说后也挺高兴，支持丈夫进京上访。

在十日的上午张建龙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那一天，广场上没有一个法轮功弟子喊口号打横幅的。张建龙觉得自己应该先回家，与其他同修见一见面。当天，他又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不知道为什么，在回家的路上，张建龙的眼泪禁不住哗哗的往下流，想止都止不住。

同年六月二十二号，张建龙与当地九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进京。他们分别是：张德忠、孟呼仑、张翠、陈玉芹、张姐、王秀英、孟凡玲、包桂芝等。

刚走到通辽市，除了张建龙之外，其他八个人都被警察拦住了。张建龙又接着给当地同修打电话，法轮功学员唐丽波又带了四名同修，吸取上一次经验，半夜打车走的。车到通辽又截下两位同修，剩下张建龙等四人，又打一辆车，于第二天上午来到北京。一到天安门广场就开始打坐炼功，警察把张建龙抓到前门派出所，关到一个院子的铁笼子里，里面有各地来的三四百名同修，这些同修都是不说地址与姓名的。

张建龙在铁笼子里整整呆了一天零半宿，后被送到通州看守所，同时送去的共十名男同修，四十名女同修。第二天，张建龙发现其余九名男同修打的后背都是血，提审张建龙的时候，张建龙就跟他们讲，自己是怎么走进修炼的，原先是一个什么人，学了大法后，又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听了有点不相信，最后又喊了几个领导模样的人，但他们都没有记录，只听张建龙一个人讲，一直讲了整整一天。

到了晚上，张建龙又被送到号里。警察让犯人开始打张建龙，目的是逼张建龙说出姓名地址。打的张建龙天旋地转，张建龙实在承受不住了，但是脑子很清醒，他喊：“谢谢！”张建龙喊完谢谢后，犯人们谁也不打了。

到了二十六号下午，警察喊：“法轮九号”，让内蒙办事处的人把张建龙带走了。当地六一零头子万国清，连同通辽市六一零头子和通辽市公安局局长一起审问张建龙，张建龙又把自己得法的过程，原原本本的向他们又讲了一遍。半夜二点多，他们把张建龙送到霍林河看守所。

在霍林河看守所里，吃的都是黑面馒头，那还不给吃饱。馒头掰开后，里面还有苍蝇、耗子屎等，必须挑着吃。一碗菜汤里只有几根萝卜条，其它都是水和泥。四十多天里，张建龙没有盖过行李。最后张建龙被判劳教二年，所外执行。

张建龙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达四十多天，那已是二零零零年八月中旬了。只有不满十五岁的女儿叫张毅超在家里，孩子因为没有人照顾，比以前消瘦了许多。

五、二次绑架到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元旦，矿务局六一零办公室朱成和镇政府书记杨海涛，镇长嘎拉（蒙古族），沙尔呼热镇派出所所长乌力吉，一起把张建龙和他妻子符桂英绑架到镇政府二楼强迫洗脑，时间长达七天。

同年四月初，市六一零头子万国清，公安局国保大队秦宝库、副大队长翟拓，指导员赵凤云，公安局长助理赵秀发，并由矿务局出二个看管人员，把张建龙绑架到电力宾馆。头一天，有四个武警持枪看守，他们都站在楼里面，把张建龙和法轮功学员程光星关在一个屋子里，不许张建龙他们说话，不许出屋，不许走动，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六、先逼离婚，又逼复婚

五月初中旬的一天下午大约二点多，霍林郭勒市副市长赵凌波带队，伙同政法委、公安局、国保大队等，将张建龙、付桂英夫妻两人劫持到沙尔呼热派出所。他们刑讯逼供符桂英，让她说出贾海英母亲的事，符桂英说不知道，恶警赵秀发又以张建龙“所外劳教”相要挟，对张建龙妻子说：“如果你不说，我们就把你丈夫收监。”符桂英说：“那我和张建龙离婚。”赵秀发就说：“你真离婚了，我们就不抓他了。”在这种情况下，二人被逼无奈，第二天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市长赵凌波也知道了，那些人害怕了，恶警赵秀发，许振喜，胡本荣，朱成等人又来到张建龙家，逼着张建龙俩个人再复婚。张建龙说：“你们昨天逼我们离婚，今天又逼我们复婚，你们太无法无天了！”他们觉得没有面子，恶警赵秀发说：“都给我带走。”当时就把张建龙和妻子用手铐铐起来，十四岁的女儿张毅超吓的大哭，恶警赵秀发又说：“一起抓走。”。又留下几个人，对他们说：“好好搜一搜，挖地三尺也要找出证据来。”

半夜他们把张建龙的妻子送到霍林河看守所，张建龙和孩子放回了家。

等张建龙回到家一看，心都凉透了。哪里还有家的样子？！已经被恶警赵秀发一伙恶徒折腾的乱七八糟，一片狼藉：土炕扒了一个大坑，沙发扯碎了，煤堆翻开了，菜窖挖出了一个大坑。就象刚刚经过一场地震一样。

七、不想洗脑就劳教

就是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政法委书记万国清，公安局长助理赵秀发，政委徐振喜、国保大队长秦宝库、赵风云、翟拓，强行把张建龙绑架到电力宾馆洗脑。由于张建龙不配合他们，第二天又把张建龙绑架到看守所，没有通知张建龙的任何一个亲属，也没有人给张建龙送行李。

在看守所里，张建龙要求无罪释放，喊口号“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公安局政委许振喜把他双手背过去，再用铐子铐住。到了同年九月十七日，把张建龙和妻子一起送到图牧吉劳教所。

在图牧吉劳教所里，他们受到了超体力的农活折磨。法轮功弟子王志成，为了抵制劳教所的各种迫害，高喊法轮大法好，被恶警按着脑袋扣在铁桶里，打成痴呆，劳教所共四个大队的法轮功学员全部反迫害，有绝食的，有罢工的，有联名写信的，还有喊口号的，喊出了“打人有罪，停止迫害！”等口号。

张建龙在一大队，与六七名同修联名写信，给劳教所写信，要求恢复炼功，给打残的王志成一个合理的说法，由于法轮功学员整体配合，震动了整个劳教所。最终劳教所妥协，答应了张建龙等法轮功学员的条件，晚上也能炼功了，白天背写经文，也不出工，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二零零二年的二月份。

张建龙在图牧吉劳教所共关押六个月。

八、见到妻子符桂英，把张建龙吓了一跳

回到家里，看到孩子，张建龙心情非常的难受，父母不在家，在家的法轮功学员们照顾着孩子，但没有父母在身边，孩子还是感觉无依无靠，非常可怜。为了弥补孩子心灵上的创伤，张建龙加倍对女儿关心爱护，也让她体会到法轮功学员的慈悲，不是父母的过错，这一切都是邪党的迫害造成的。张建龙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尽所能的做好一切。给她做饭，洗衣服，送她上学，但因为他每月只能领到二百多元的最低生活费，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到了七月份，图牧吉劳教所通知张建龙，让张建龙去接妻子符桂英，说是给办了保外就医。并说要拿三千元钱保释金，张建龙说：“我吃饭都吃不上了，哪来的钱给你们？反正我媳妇原来身体好好的，炼功没有一点病，她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一定跟你们打官司打到底。”又过了一周，劳教所又打来电话说：“没有钱也行，只要来接人就行了。”张建龙这才去接人。

到了劳教所，见到妻子符桂英，把张建龙吓了一跳，妻子两眼窝深陷，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站都站不住，好象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犯人先把她背到大门口，张建龙又把她背到出租车上。到家后，她坚持炼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就恢复了正常。等她恢复了身体，张建龙就出去找工作干。到一个私人煤矿去打工，开搅拌车。张建龙在这个私人煤矿三个月中，恶警经常去找张建龙，都被那个矿主给挡了回去。

九、在捡煤队干苦力，一个月八百元

二零零三年二月份，单位成立一个下岗失业职工捡煤队，张建龙被安排在里面。什么累活、脏活、麻烦活都干。掏厕所、扫大院、砸大煤块，月工资只开八百元。星火公司总经理很赞赏张建龙，找他谈话时对张建龙说：“你表现的不错，人人都象法轮功这样，这个社会就好了。”他又问张建龙炼功到底为了什么？是钱？还是官？张建龙说做而不求，后来他说：“你们法轮功真好，在家好好炼吧。”

张建龙在捡煤队干了七个月。

十、今天我打打你们这帮土匪

二零零三年五月份的一天，法轮功学员程光星，到张建龙家取磁带，他妻子到派出所举报。恶警秦宝库、赵凤云、纪延滨还有街道的二个人（不知道叫什么名）闻风而动，又入室骚扰，没等到他们张嘴，张建龙就象竹筒倒豆子一样，讲了这么多年的种种遭遇，揭露他们的种种劣行，“逼我们两口子离婚，把一个孩子逼的离家出走，弄的我们妻离子散……”恶警赵凤云说跟她没有关系，张建龙说：“赵凤云！你永远脱不了干系。哪次你没参与？哪次没有你？赵凤云你记着，有一天我到监狱去看你，你在里面，我在外面。”

张建龙在家排行老二，那天正好赶上他的老父亲张亮来看儿子，老人家性格正直倔强，义正词严的指着对他们说：“日本鬼子我打过，国民党我也打过，今天我打打你们这帮土匪。”他们看事不好，就想溜，张建龙老父亲把门一关，倚着门说：“这是你们家吗？这些年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把我儿子折腾的妻离子散，今天都别走了，咱们好好说道说道。”纪延滨告饶般的说：“大爷，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从此，他们真的没有再到张建龙家骚扰。

十一、两位亲人相继离世

（一）女儿强迫停学流浪在外，身染疾病含冤离世

女儿张毅超，一九八六年生，聪明可爱，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这孩子记忆好，什么东西都能过目不忘。离世那年才十八岁，但个头已经一米七零了。

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晚，社会上的一群孩子，受邪党电视的影响，仇视法轮功学员，到她家砸门，把窗户的许多玻璃都打碎，使她极度恐惧。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日，母亲符桂英、父亲张建龙分别被劳教三年和二年，恶警不通知家人，也不让带任何衣物，凌晨三点偷偷把他夫妻二人挟持到囚车上。当时符桂英提出家里还有年幼的女儿在家，得看看女儿，交待交待家里的事。国保大队长秦宝库、翟拓说：“谁还管你女儿是死是活”。硬是将夫妻二人拖到车上。

二零零二年三月一日，霍林郭勒市第二中学以张毅超父母修炼法轮功为名，不让她继续上学。经霍煤集团公司协调，学校同意接收。该校书记孟宪民（已遭报，他的大女儿当时正高考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就在同时查出患有癌症，休学一年，后手术，花了十几万元，保住了命）每星期都找她训话，还要求她每星期写一份书面材料，强迫她与父母划清界线，断绝关系，被张毅超拒绝，她不会跟父母断绝关系。就在父母双双被劳教期间，无辜的孩子竟被学校开除了。从此在社会上流浪，孤独的孩子受到恶人歧视及侮辱，有一天夜间，一恶徒从阳台爬上二楼，砸碎玻璃，闯进她家，把张毅超强暴。（恶人至今还在逍遥法外）。

为了躲避恶人，她背井离乡，离家出走，在沈阳以捡破烂为生，由于年龄小，生活环境恶劣，营养又差，又不会照顾自己，她染上了肺结核，病情逐渐恶化，从沈阳接回家不到四个月，便于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早七点，在霍林河矿区医院含冤离世，年仅十八岁，正是花季年龄。她去世时，好多人都流泪了。

（二）妻子符桂英被劳教所注射不明黄药水，含冤离世

付桂英在图牧吉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在刺骨的寒风中，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在操场上用棒子打玉米，外面来人检查。符桂英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没有错，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下午大队长周国玲就以谈话为由，把符桂英叫出来。扒光她的衣服，又把符桂英铐在铁椅子上，她遭到恶警周国珍、罗进芳、杨杰、刘秀华、娜仁花的毒打，她们用五个高压电棍电击符桂英，致使符桂英的心律达每分钟一百八十多次，最后昏死过去。针对这一重大迫害事件，当时七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恶警以给符桂英治疗为由，把她送到图牧吉劳改医院，给她注射一支无名药物（黄色药水）。符桂英从医院回来身体极度虚弱，甚至很难自理，半年后，劳改队突然放人。

符桂英病发后，身体逐渐消瘦，全身无力，浮肿，脑袋抬不起来，只想睡觉，身体虚弱，没有平衡感，无法站立，到后来肚子逐渐浮肿，象是已有七个月身孕的孕妇，在做B超检查时发现满腹腔内都是体液，内脏器官全部中毒衰竭，慢性中毒所致。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七日，符桂英含冤离世。从病发到死亡仅仅二个月。镇政府书记：杨海涛

迫害相关责任单位及个人：
霍林郭勒市副市长：赵凌波。
霍林郭勒市公安局长助理：赵秀发。政委：徐振喜。
霍林郭勒市市委副书记：王淑芬。
矿务局六一零办公室：朱成 、胡本荣。
霍林郭勒市政法委：万国清。
沙尔呼热镇镇长嘎拉（蒙古族），沙尔呼热镇派出所所长：乌力吉。
单位书记孙健仓、工会主席马某。
霍林郭勒市公安局：包杜冷、秦宝库、翟拓、赵凤云、纪延滨。
霍林郭勒市沙尔呼热镇二中书记：孟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