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正正起诉恶人　不再因怕心而纵容邪恶

邪恶坏人一定是心虚的

“彭光俊，男，55岁，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后桥梓村大法弟子。自99年7月20日以后，彭光俊多次被抓，最后一次被抓是2003年9月28日。彭光俊被抓后在团河被非法劳教。被恶警刘金彪等人毒打致死，死后身上有伤，而团河劳教所对外则谎称彭光俊是得心脏病而死。

“据村民讲，彭光俊平时为人正直热情善良，身体也很结实，自修炼法轮功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给别人帮助时，从不讲条件论价钱，是村里老少皆知的好人。2004年1月26日，司法人员谨慎地提着礼物，来到彭家谎称：彭病死了。彭家感到其中有诈，后提出验尸，承办人答复：只要你们不追究死因，你们可以给彭挑选骨灰盒及墓地，政府出一万五千元丧葬费。在处理彭的遗体火化时，有人趁机查看遗体时发现，彭光俊头部和身体都被打成黑紫色瘀血，脸上有被电棍灼伤痕迹，肢体有的骨头已被折断。面对冤死的彭，其家人认为人命关天，不能如此了结。但想起承办人的恐吓：如果不服从政府的安排，要叫你们全家全部失业破产，无以生存。迫于压力只好蒙冤妥协。

“据知情人讲，司法人员在送彭的骨灰及家属回村时，车开到村口，停车问：村里人多不多。因怕村民质问无以对答，因此拿出200元称打车费，让彭的亲属自己回家。据悉，团河劳教所制定了两套方案（材料），如果此案有人追查到底，就把责任人刘金彪、张保利、李强交出去，判了他们。如果不再追查，就按心脏病突发病故了结。”

如果当时受害者家属能放下怕心，不向邪恶妥协，堂堂正正运用法律追究凶手，那么，打死人的凶徒刘金彪、张保利、李强就会被判刑，那么人们就会知道死者的冤屈，邪恶就会受到震慑和抑制。当然，这里不是做事后的指责，而只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毕竟过去的环境要比现在更严酷。

运用法律起诉恶人会“得道多助”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七日的文章《堂堂正正运用法律反迫害》中讲到：“我的工作牵扯到案件审核、当事人上诉等范围。日常工作中，单位领导对两类案件最重视：一是领导交办的申诉案；二是当事人懂法律、可能上诉的案件。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往往小心谨慎，不敢胡来，对那些法盲的当事人，不仅办案草率，有的还借机敲诈，屡见不鲜。”

“在邪恶迫害法轮功的初期，一位在公安局劳教办工作的朋友，不理解的问我：你们法轮功的人被批劳教，为什么都不申请复议？二零零六年，因为我的合法民事权益被单位恶人侵犯，我到法院咨询，一位不认识的法官很爽快的说，不能因为你炼法轮功剥夺你的民事权利，对法轮功的镇压没有法律依据。”

“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劳教时，因为我不放弃信仰、制止‘包夹人’打法轮功学员，劳教所给我加期三个月，没有给我任何手续。我向法院写了起诉状，起诉劳教所。我将起诉状写了多份，从劳教所长、队长，吸毒等被劳教人员，见谁给谁。家属看望我时，恶警将我给家属的起诉状搜走。我以劳教所非法关押我为由，拒绝干活。当时劳教所对大法弟子不干活等反迫害行为污蔑为‘违反所规所纪’，逐个拉走采用上绳等酷刑折磨。然而，一直到我离开劳教所，从劳教所长到下边恶警，没有任何人因为我起诉劳教所、拒绝干活迫害我，劳教所长见我都躲着走，怕我找他。非法关押我的劳教所队长给我说、她们在劳教所会议上提出，过去劳教所不按法律办，没人敢吭，现在有人起诉了，就应该按法律办。劳教所的其他警察看见我也询问此事，说应该起诉。”

不再因有怕心而依赖家属

《堂堂正正运用法律反迫害》一文中指出《反迫害法律手册第一版》九十二页的一处需要商榷，我认为很有道理，建议第二版时加以修改。原文如下：

“二、诉讼上的申诉不限于当事人本人，还包括近亲属等，都可以提出申诉，如法轮大法学员本人提出申诉有受到邪恶打击报复的可能，则可由其家属提出申诉，这样也会非常有力，而且刑事申诉人多数处在被关押迫害中，如提出申诉会受到监狱的加重迫害，特别是在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如果学员提出申诉，监狱会对他实施极其严酷的迫害，迫使学员违心的所谓‘转化’，所以由学员家属代其申诉，这样更好。”

实质上，我们作为大法修炼者，不能因为自己有怕心而依赖家属能为自己伸冤，寄希望于家属能够代替自己反迫害。反之，如果我们放下了怕心，家属自然也会主动伸张正义。

一个运用法律营救同修的成功案例

还有不少的例子表明：放下怕心，堂堂正正运用法律反迫害，就能更有力的抑制恶人、制止迫害。下面是一个和平、理性的运用法律程序营救同修的成功例子，复述下来供同修参考（未经当事人同意，暂使用化名）：

十一月九日早，王静（化名）的家人去××派出所索要被非法扣押的个人财物及对王静的非法劳动教养决定书。刚一进门就见到一直想要找的构陷这次事件的责任人协警王×（化名）。当王静的婆婆得知王×在场时，老人就问她为什么要做这害人的事，王的态度很不好，对此矢口否认。王静的婆婆就对她好言相劝，她不但不听还对老人出言不逊。之后王静的女儿又去找教导员李××索要东西，李的态度很不好，一口咬定没有这些东西，他从来都没有看到，并说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他也不管这件事，你们爱找谁找谁去，他还扬言道要把这些人全都抓起来（似乎想要以嚣张来掩盖其内心的空虚）。王静的女儿又去找副所长刘××，问他东西的去向，他的态度一般，话中流露出这些东西是有，但不是他拿的，至于谁拿的他不知道，他愿意出法庭做证，来证明确实是有这些东西。

后来很多同修進到派出所里，感觉正念之场越来越强，在场的警察都很害怕，协警王×此时的态度也好了许多，一再表示：“我才不干那种缺德的事呢，炼法轮功与我有啥关系。”并让教导员李××给作证：“你可以问一问教导员，我只是接到电话后（他们）让我去的。”教导员说：“你该干啥干啥去，你这是干啥呀？”進来的大法弟子有的和他们讲真相，有的拍照他们榜上的照片。刚开始有一个警察不让照，大法弟子说：“你管这个干什么？”这个警察说：“其实我不管，那我看到了就得说。”后来，李××就派人往下撤榜上的照片。

同修们经过暂短的交流，感到大家不应只停留在这里，应该到市公安局信访办去找，这时派出所外面已经聚集了一两百名同修。闻讯后其中大部份同修随同王静的女儿和婆婆一同来到了市公安信访办。到那以后，信访办负责接待的人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就说：“我们这里有规定，最多可以来五个代表，人越多越不好说话。”有同修告诉他；“这还算多，你看外面还有那么多呢。”负责接待的人听到后很害怕。王静的家人顺势申明了来意，负责接待的人也能耐心听了。

王静的女儿向他们介绍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并告诉他们；“该走的法律程序我们都已经走过了，相关人员还是不答复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来上访反应事实真相。今天上这里来主要是告××派出所，他们抓人的时候把属于我们家个人的东西给没收了。为此，我们家人天天去要，他们不但不给，而且态度极其恶劣。还有一点就是把我母亲非法劳教时，我们家人现在没接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劳教决定书。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把我母亲给非法劳教了。”

那个负责接待人说：“你可以去前進公安分局，因为派出所归那里管，可以上那里的缉侦大队去反映这件事。”王静的女儿说：“我去过了，他们的态度和派出所是一样的，找也没有用。”他又告诉说：“那你就向再上一级反应，向市劳教委员会说明这件事。”王静的女儿说：“劳教委员会我们也去了，还见到了主管这事的主任李××，那个李主任态度非常的嚣张，说决定书是有，但是家属没有权利要，我们也不会给你，你们也不用找这件事了，谁都不会管的。还问我是不是炼功的，并要把我也抓起来，很是邪恶。”

那个人听到这个情况后，就给李打电话，要求他下来解决问题。并对王静的女儿及家人说：“这件事你们没有做错，你们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你们就有权利要这些东西，如果他真的不给的话，你们家里可以请律师为你们辩护，还有如果律师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那我们信访办会出面交涉这件事，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还劝我们：“不要着急，但是有一个要求，因为这里有规定，上访的人数不能超过五人。你们的人也太多了，叫他们都回去吧。”正说着，只见要等李××没有来，公安局的其他人也没有敢来，而是把参与迫害阵阵都落不下的陈××给派来了。陈看到王静的家人后，就叫王静的女儿出来，王静的女儿说：“我不听你的，你也解决不了。”他承诺他能解决，这样就把王静的女儿给叫了出去，问她做什么来了。王静的女儿告诉他：“我是上访来了。既然这些事你们都不给解决，那我们就来告你们。”陈说有什么事可以和他说，他可以给解决。王静的女儿就整个前后过程又说了一遍。陈接着就给刘×打电话，还对刘装腔作势的说：“告诉你们不能动他们的钱，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事情弄大了，好多人都来这里等着事情的解决呢，你看这事怎么办吧？一定要弄清楚，尽快的解决问题。”刘答复的很好。然后王静的女儿又说：“那李××不给我们家里劳教决定书，来要是不是合法的呀。”陈问王静的女儿为什么非得要决定书，王静的女儿告诉他：“作为家属我们就应该有，这是法律允许的，你们不给正说明你们心里有鬼，你们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我们家属一定要那个书。”正在此时，就听说王静被送回来了。然后王静的家人就到所辖派出所接人去了。一同随去的大法弟子装满了好几个面包车，大家见到王静都非常高兴。在所辖派出所，很多同修都進去了，一片祥和的气氛，一些同修把王静送回了家。

克服怕心，结束迫害

中共在当政几十年中通过多次政治运动，用暴力奴役民众，将中国造就了一个恐怖大环境。人们对中共禁止的事物讳莫如深，对中共的“怕”浸透到了骨子里，每个中国民众都深受其害。这正是中共最邪恶的地方，让人怕得失去良知，使社会失去公理，唯中共是从，人们很难意识到这种邪恶的精神迫害。

那么，要制止迫害，要解体中共邪党，要彻底消除中共邪党制造的恐怖氛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放下怕心，克服自身的懦弱，堂堂正正运用法律反迫害。

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共同交流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