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劳教调遣处的遭遇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日】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大法弟子，1999年7.20以后，因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遇中共邪党当局非法羁押、非法劳教。在北京大兴县调遣处和北京大兴县劳教所，遭遇类似纳粹集中营中那种精神与肉体的非人摧残：被剥光衣服；被强迫围攻转化；毒打和奴役……

法轮大法使我获得健康和幸福。我曾患有严重血痨疾病，每每月经来临，疼痛使我炕上地上的爬，时常昏迷过去。每月靠喝汤药维持，断药下月还这般折腾。经常感到恶心、寒冷，大夏天也得穿绒衣，年纪轻轻却被病痛折磨的瘦弱而苍老。1996年，一同事向我介绍法轮大法，便在当日请回《转法轮》，找到炼功点，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后，内心异常感慨：“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呢，原来自己这么不好啊，真是标准不一样啊。”炼功时师父为我清理身体，来势特别猛，要休克似的，但我坚持着。第四个月来月经时，流了半个月的黑血块儿，我当时也不害怕，心想这是师父为我净化身体呢。自那以后，我的月经正常了，不疼痛了，全身温暖轻健。精神上变化更大，我以前心胸狭隘、妒嫉心强，会为20元钱整夜不眠，丈夫实在忍受不了，打算与我分手。当他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简直判若两人，他深感奇怪：“这是什么功法竟能把她改变？”便捧起《转法轮》要看个究竟，丈夫因此而得法。我们夫妻二人每天乐观向上的工作，业余时间便去炼功点，在大法中共同精進，心性在升华。内心觉得，人就应该达到象大法书中说的那样高境界的生命状态，而不是现实中的尔虞我诈。每每翻开大法书看到师父的照片时，内心便觉得：“我可以原谅别人、不想伤害任何人。”这就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吧。

上访而遭非法拘留

1999年7.20以后，中共邪党当局对法轮功创始人及其修炼者攻击、诬陷、造谣，一时间黑云压顶，我深感痛苦、压抑、彷徨，百思不得其解：这么好的功法，能使社会道德回升，能给人类带来生机与希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镇压？！心里单纯的想：我得去市政府、去北京，让国家领导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我是亲身受益的人，我也希望世人都能因此而生活幸福美好。

1999年7月22日下午6点多，我与丈夫一同来到市政府大楼前，渴望政府能与我们对话，将我们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可是，警察，国安便衣，政府人员及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防暴武警，将我们团团围住，大喇叭高声喊话，让我们尽快撤离，否则云云。随即他们将我们劫持到大客车上，拉往郊外一所暑期空闲的学校，将我们分地区分别关在教室里。留下我们的家庭住址、电话，又将我们拉回铁锋区政府。政府人员逼着我们写不炼功保证，威逼、恐吓。又连夜拉到铁锋区公安分局，在地上罚坐了一夜，第二天弄到七楼会议室非法拘禁一天。期间车辆厂大法弟子王宝宪被打（已被富裕劳教所迫害致死）。入夜，单位人员、家属被政府要挟也逼我们写保证，不写，他们就叫嚣要把我们关入看守所。折腾到半夜才放我们回家。

自此，我们家电话被监听、我与丈夫的行踪被监控、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人员骚扰不断，不得安宁。他们竟然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将我所有修炼的书籍、磁带等物品非法抄走。我痛苦的顿感天塌了一样，不知未来的人生之路该怎样走。

99年12月，我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来到国务院信访办门前，我的脚跟儿还未站稳呢，截访的人员便过来问我干啥？我说上访。当知道我是黑龙江来的，他就喊这是黑龙江的。我随即被当地截访人员带到北京驻齐齐哈尔办事处，后被遣送当地第二看守所，非法羁押13天。

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遭受迫害

2000年12月，我再次去北京，在天安门证实法，被四个警察掀翻在地，骑在身上劈头盖脸的打，打的我上不来气儿。接着我被送到大兴县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

调遣处大黑铁门一开，只见一群警察摆着方阵手持电棍，疯狂吼叫着：“蹲下。”劈头盖脸的猛打，接着将我们的衣服扒光，无论男女老少都一样。而且还必须保持低头、抱头的姿势，就象进了纳粹的集中营一样，尔后喝令我们换上囚服。有一兰州大法弟子刘秀萍拒穿囚服，他们就逼她在雪地里站着。

我们又一个一个的被叫到队长办公室，逼着我们跪着写“在调遣处不炼功”的保证，不写就用电棍电击，不间断的听到电棍放电的噼啪声，空气里弥漫着皮肤烧焦的味儿。这里简直就是地狱一般。

女队长付文琦亲自动手，将我们拉到积雪的院子里剃头，剃完头就逼着我们蹲在雪地里喝粥、吃咸菜。而且平时所有行为始终低头、抱手，一北京大法弟子张思温，由于长期低头姿势，致使其头只能耷拉在胸前，后背颈椎脱节，喘气、吃饭都很费力。洗漱时间短促，上厕所解手就不能洗漱，不让洗衣、洗澡。夏天北京高温，空气中弥漫着腥臭味儿。

每天超负荷劳作直到后半夜晚上，室内放尿桶的地方，白天堆放方便筷子，手脏兮兮的就得包装筷子；逼着我们在天井外面的雪地上坐着小板凳看诬陷、诽谤录像，还得写思想汇报；时不时的就能看到大法弟子被叫到办公室，接着就能听到电棍电击的噼啪声，随之空气中会弥漫着皮肤的焦糊味儿；一北京大法弟子王玲高喊“大法弟子不低头”被电的大便拉在裤子里。付文琦将一大法弟子打残，大法弟子写举报信丢到管理科，上面来人调查，结果恶人付文琦反倒提升为管理科科长。

在北京大兴县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翌年春天，我被劫持到北京大兴县劳教所。一进劳教所就感到恶警的阴险、伪善。当夜就不让睡觉，必须写所谓的三书，不但不让睡觉，队长还授意被迫害 洗脑后的帮凶人员，对我们酷刑折磨：军蹲、开飞机、蹶着。一人不转化就株连全室18人都不许睡觉。致使卖淫的、吸毒的、偷盗的刑事犯上来用鞋打大法弟子的脸，包夹24小时不分昼夜的逼看造谣录像、灌输邪悟之说，这一切不起作用便将其送到集训队严酷迫害。

北京一老年大法弟子在集训队回来时，手被踩的严重脱皮，几乎露骨头，嘴上全是伤；北京商贸大学教授杜秀云在集训队被迫害的破了像；三班依兰县大法弟子刘慧芳，被逼其不停的走路，导致其精神失常；六班兰州大法弟子刘秀萍被迫害的目光呆滞、神志不清；北京协和一大的大法弟子林澄涛，当时被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他的妻子张晓杰（当时关押在大兴县劳教所，被迫害成为洗脑帮凶人员），邪恶警察欺骗张晓杰：“你丈夫再不转化就危险了，就完了”，且套她提供其丈夫林澄涛有何弱点，结果，团河劳教所的邪恶之徒们，用极其卑鄙的手段，攻其弱点，硬是将一文弱儒雅的知识份子逼疯了。他们家里只有3岁的女儿孤苦伶仃。

2001年，国际人权组织来北京大兴县劳教所调查迫害法轮功被迫害情况，劳教所将集训队的招牌摘了，利用邪悟帮凶人员作假证，回答调查人员的采访。

此后，我被逼着天天看“自焚新闻”、逼写体会、逼写谩骂师父的话。我拒写。第二天队长说：“她就那样，不管她了。”她们才罢手。

直到2002年6月，在历经中共打手对我精神与肉体残酷迫害一年半之久的我，终于走出人间地狱——北京大兴县劳教所。

九年来，无论中共邪党如何疯狂，我与众多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一样，始终坚信大法，坚信世界人民终会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此诚心奉劝那些依旧迷失的世人，退出恶党一切组织、远离邪恶与灾难，选择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