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金融工作者七年多来的经历

我是一九九六年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时我只看了七、八、九三讲录像，师父讲的法字字都打到我的心灵深处，使我明白了许多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真正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在修炼中，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在单位任劳任怨的工作，家庭和睦，其乐融融，不久我的风湿、肩周炎、妇科病都好了，脸上的斑也消失了，变得白里透红，同事都说我年轻了，象变了一个人一样，性格开朗了，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我们全家都修炼，我的父亲原来患有腰椎盘突出，心口痛等病。几乎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喝，有时一天一斤多酒。抽烟也很多，每天两包，怎么都戒不了。母亲是老年气管炎，常年咳嗽，经常因为父亲这些不好的习惯担心。一九九六年初，父亲和弟弟一起去唐山看了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没想到父亲带的一包烟，一支都没抽完，就不能抽了，酒也不想喝了，身体感觉一身轻，原来的病也好了。父亲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对家人触动很大，此时母亲也开始走上了修炼，她今年七十多岁，不认字，可是《转法轮》这本书，刚修炼不久她就能读下来，十几年的气管炎也好了，现在他们老俩口修炼十年了，一分钱药费没花过。大法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大法的神奇使我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心，我决心一定跟师父修炼到底。

一九九九年七月，因为小丑江泽民的妒嫉，凌驾于《宪法》之上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最下流的对善良的大法弟子的邪恶镇压。一九九九年之前，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是炼功点，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在六年的邪恶镇压中，就是因为一句真话，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劳教所。许多人原来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不治之症炼法轮功恢复了健康，可是却因为不放弃信仰，被活活的迫害致死；许多年轻体壮的大法弟子被拘留所、劳教所、监狱，活活的被折磨死。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们全家和大陆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也未能幸免于难，单位因我不放弃信仰，将我非法开除公职，屡遭迫害，多次被非法拘留、被非法劳教；弟弟和弟妹刚结婚几天，就被双双投入拘留所。公安、街道、派出所，多次抄家，派出所三天两头到家里骚扰。我们本来很幸福的家庭被蒙上了阴影，丈夫顶着巨大的压力投入繁忙的工作，儿子因为我炼功在学校被同学耻笑（因为学校里邪恶给学生灌输了毒素），七旬的父母每天都在恐惧中度日，整日以泪洗面，还要担负起照顾我家孩子（十多岁）和弟弟家孩子（当时刚几个月）的责任。如果不是他们也是修炼大法，身体状况不说，健康的人都很难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走过这六年。但是无论邪恶采取什么手段、用什么方式迫害，用什么招都无法改变我们修炼的决心。

以下是我六年来所遭受的迫害，写出来以便于更多的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惨无人道的对待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使更多的善良的人们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使正义的人们起来共同制止这场正在发生在中国的持续六年之久的残酷镇压；使更多的人能够被救度，拥有美好的未来。

一、六一零、公安、拘留所及单位对我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当我拿着录音机到炼功点时，才知道市里的一些辅导站长、辅导员被邪恶抓捕，当时派出所的警察就在边上监视我们炼功，我们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可是大家还在静静的炼功，看到这种情况，我和另一位辅导员主动走上前跟警察讲真相。炼完功后我就被跟踪。二十一日早四点多，我和往常一样来到炼功点，我被红旗路派出所传唤，一辆白色轿车把我拉到派出所，他们要求我第二天不要再到炼功点炼功了，我问所长为什么，他说上边要求的，我跟他讲：法轮大法好，许多人的病都炼好了，你们千万不能迫害这些好人。

因为炼功点被取消，同修们依法逐级上访。七月二十二日早晨，我很早就来到市政府信访办，可是那里已排了长长的两队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整齐，秩序井然，许多公安便衣在周围走动，队伍里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几岁的孩子，他们一动不动的站着，大约上午八点多钟，市政府信访办要求与学员代表谈，我作为五个代表之一来到了市信访办，等待我们的是一个秘密的文件，大致意思是中央已取缔炼功，当我们说违反宪法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时，信访办高局长拍案而起大骂放屁。然后一个记录的公安局警察询问了我们的住址、工作单位，我们都一一回答了，那时还不知道不配合邪恶。结果我们都被单位的领导强行叫回单位看管起来，当天下午，在单位我被停止工作，被强逼着看央视诬蔑大法的新闻，我告诉同事这一切都是假的，和六四、文革一样，同事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劝我不要吃眼前亏，就是冤枉的，等十年、二十年后平反，一切都失去了，并且告诉我自由是多可贵。这时我家里也被监视起来。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许多同修都去了北京，我当时犹豫没有走成。晚上七点多钟，天突然漆黑一片，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路上积水淹没半个车轱辘。大约晚十点，我居住地的红旗路派出所闯入我家，正好丈夫出差，孩子不在家，我一个人有些害怕。红旗路派出所的警察刘志纯等把我带到派出所，我跟他讲真相，他说他是工具，让干就干。我再次被威胁第二天不要到炼功点炼功，十一点多才被放回家。还没等我睡着，我所在单位所属辖区的开发区公安分局，夜里一点多又把我拉到开发区公安分局，邪恶真是铺天盖地，政保科的朱卫国负责非法审讯，我被迫在椅子上坐了一夜，早上也没吃饭，他们强迫我攻击师父和大法，让我交代书哪来的，谁通知我到海边开法会等等，并且告诉我，以前国家允许，说出来没有事，这样就可以回家了。除了是谁通知的到市政府上访没说外，我都一一告诉了他们，我知道我们走的最正，辅导站从未挣过一分钱，再说国家以前允许炼功。

可是邪恶一贯是出尔反尔、秋后算账，他们没有放我回家，而且强逼我每天必须到公安局报到，有时晚上还要到单位干活，因为我干的业务那时还没有人接管，我感到巨大的压力，简直度日如年，很羡慕那些在北京证实大法的同修。二十七日，我没有去公安局报到，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可是邪恶的镇压铺天盖地，他们和我乘的高客联系，在玉田县把我截住，没有退给我车票，就强制我下车，我被非法拉到玉田派出所，后来被单位接回，在市六一零的指使下，开始对我二十四小时的监视居住，逼迫我写“保证书”，派二名单位同事陪伴，单位领导给我施压，说我辜负了国家培养我上学、工作，并且说我吃的、穿的、花的都是单位的，给单位抹了黑，而且他要因此受到上级的批评等等。在单位领导的威逼利诱下，由于学法不深，我违心的写了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书”，这样才被出差回来的丈夫接回。人虽然回了家，可是我内心十分痛苦，知道自己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我仍然被邪恶迫害，它们看你“转化”是否彻底，每隔几天他们就让我到公安局报到，住址所在地红旗路派出所还经常打电话到单位骚扰，搞得我不能安心工作，精神压力太大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红旗路派出所恶警再次从家中把我抓走，强行揪着我的头发拍照（非法收取五十元钱）、按大手印，逼迫写保证书，不许上北京，否则拘留，那天被抓的有十多个同修，邪恶看到我坚决不写不炼功保证，后来就要求写一个不去北京的保证就可以了，快夜间十二点才被丈夫接回家。

我知道，自己心里最痛苦的是自己玩了文字游戏，说了违心的话。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听说邪党要把大法定为×教，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站出来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办完了工作上的交接手续，请了年休假，毅然一个人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当时本地拘留所非法关押着许多从北京接回来的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有可能面临着被开除、被拘留，可是我的心情是那样的轻松愉快，甚至感到无比的神圣和自豪（当时还不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终于可以说真话了，多天的压抑心情烟消云散。那天我顺利的到达北京，在我学法时，一个巨大的法轮出现在我的眼前，晚上，朦胧中我看到无数特别美丽的花从空中飘落（天女散花），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那时我的胆很小，看到生人不敢说话。

来到北京，我们一起学法、交流，准备于二十六日早晨去信访办，那时我们还对政府抱有幻想，我们本着善意，为了政府、国家好，依法上访，觉的政府一定不会对我们太过份，可是让我们失望的是游泳池信访办的路口站满了便衣警察，各个省市的轿车在路边等候，我们还没有到信访办门口就被抓上了当地的警车，而且两位男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野蛮的塞进汽车的后备箱，因为当时秦皇岛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满了大法弟子，我和部份同修被公安二处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第三看守所，当时的一位老年司机十分同情我们，不忍心把我们送到拘留所。他知道我们都是好人，是被冤枉的。

在第三看守所，警察不许我们炼功、背法，因为炼功，一位大法弟子被带手铐。拘留所里，每天吃的是玉米面粥、窝头，烂菜汤，没有咸菜，屋里脏乱差，厕所就在板床边。我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被单位非法接到洗脑班，让单位领导陪着，近百人的两天的洗脑班成了大法弟子交流的环境，同时有很多以前不认识的同修认识了，邪恶最后以失败告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红旗路派出所恶警再次非法闯入我家，非法将我抓到派出所，理由是怕我再次去北京，他们把我在暖气上铐了一夜，我据理力争，跟他们讲大法真相：仅仅因为是怕去北京就抓，太荒唐了，你们怕人偷东西就把你们怀疑的人都抓起来，行吗？他们知道理亏，他们本来想非法关押三十天，后来在派出所非法关押超过二十四小时后，还是把我送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他们对待法轮功学员从来就没有讲过法律。

当时的秦皇岛第一看守所十分邪恶，只要大法弟子炼功，管教除了亲自动手打外，还指使最邪恶的杀人犯、吸毒犯毒打大法弟子，给大法弟子戴背铐、脚镣，冬天里被赶到水池里罚站、用凉水浇，那时每个监号都关满了大法弟子，因为我带头炼功，被管教扇嘴巴子、戴背铐，关入小号和死刑犯在一起，女牢头崔颖打人极其凶狠，她长得象个男的，她不许大法弟子说话，不许炼功、背法，不许闭眼睛，不许结印，否则就遭到毒打，我在那里几乎每天都挨打，扫地的扫帚都被她打散了，我的头被打了好几个包，脸被打肿了，头发被揪下许多，可是她在开会时点名要从我的账上出钱买大扫帚。

当犯人毒打大法弟子时，管教就从监号外边看着，边骂边笑。犯人因此会受到管教的奖励，在管教的指使下，许多大法弟子都因为炼功遭受毒打，有的大法弟子还被用针扎，凉水浇。监号里阴暗潮湿，大法弟子都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下，因为床板上睡满了犯人，我的头顶就挨着厕所；吃的东西很差，早晨是玉米面粥，中午很脏的菜汤，漂着虫子，晚上是发霉的粥，根本吃不饱。十五天后我被无条件释放。

二零零零年农历新年，我再次去北京证实大法，除夕晚上十一点钟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那里阴森恐怖，一步一岗，据说许多大法弟子刚刚被多辆大轿车拉走，并且北京的拘留所都放不下了，被非法送到了周边的县区，我们和广场地下通道里的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相遇，这时许多警察驱车赶来，强行驱赶我们，并且抓走了一位母亲和她正上大学的儿子，一个警察满嘴的脏字大骂我们，说要不是所有的看守所都关满了一定把我们抓走。那天我们夜里二点从天安门广场一直步行几十里回到住地，那时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大法弟子从那里到天安门证实大法，他们中有年迈的老人也有和母亲一起来北京证实大法几个月的孩子，都是和大法弟子切磋完了就毅然的走到天安门告诉世人大法真相的，是那样的悲壮，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当地公安抓回，还有许多没有报姓名的同修被邪恶非法关押在北京。

农历新年过后，我们决定去广西一同修家，在那里和功友切磋时，被恶人举报，被柳州市柳北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抓捕，我被非法关押在柳州的收容所里，在那里阴暗潮湿，没有玻璃窗户，被子都被屎尿浸泡着，与精神病人和痴呆老人关在一起，整夜不敢合眼，怕精神病人过来抓我，我和那里的工作人员讲真相，那几天还有几个女孩因为没有身份证被抓到收容所里，我和她们讲大法真相，并且告诉那里的老人记住法轮大法好，她们都知道我们是好人。

我绝食六天后，被当地公安一处徐英斌、开发区公安分局朱卫国接回（被功友说出所在地），直接非法关押在第一看守所四个多月（严重的超期羁押），我被关在二十监号，在那里，每天因为炼功遭受非人的迫害，被毒打、戴背铐、脚镣，每天都吃不饱，菜汤很脏，经常漂着苍蝇、虫子，厕所就在床边不远处，板上、地下睡满了人，我一直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下四个月。一个叫刘艳的吸毒犯和一个叫林霞、豆豆的犯人十分邪恶，只要大法弟子合眼、结印、炼功、背法就打，我的手背被打得青紫，许多大法弟子因为炼功被打得手青肿，鼻子出血，一次我因为疥疮痒睡不着觉，夜间起来炼功，被牢头刘艳发现，她把一杯水泼在我的脸上，我的被子都湿了，冬天，没有地方凉被子，我只得盖潮湿的被子。还有一次，我们集体炼功，遭到犯人毒打，正赶上一个姓韩的副所长看到了，他气急败坏的说，你们谁能说出你们有理，今天就放了她。我知道我们没有错，于是我上前说：《宪法》允许信仰自由，上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没有触犯法律。韩某恼羞成怒，对着犯人说：给她砸上！

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意思。两个男犯人上来就拉我出去，其他同修都想跟我一起出去被制止，到了外边，才知道是给我砸上脚镣，当时我因为炼功，还被戴上背铐（一种用粗铁自制的铁环），两个铁环套住手腕，两个铁距离的很近，戴时间长了手会肿起很高，铁环陷进肉里，我被带了三天三夜脚镣、背铐，生活不能自理，夜间睡觉十分痛苦，我用绝食抵制迫害。管教除了指使犯人打大法弟子外，还亲自动手打，有一个五十多岁女大法弟子被女管教一脚踹在胸口上，当时脸色惨白。除了女管教外，男管教也动手打女大法弟子，一个叫李建国的打人十分凶狠，一次中午，我正在看经文，他发现后，闯入监号，抢走了经文，用皮鞋狠命的踩在我头顶上，还往我脸上踢。还有一次我们炼功，他十分凶狠的不停的抽一个功友的嘴巴。

在拘留所里，大法弟子把板床让给犯人，自己睡在水泥地上，牢头一个人要占三个人的地方，由于长时间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一关就是几个月，不写保证就不放人，夏天都是蚊子，根本睡不着觉，加上不卫生，许多大法弟子身上都长了疥疮，大法弟子每天除了忍受疥疮的奇痒难耐，还经常遭受毒打，犯人怕我们传染她们，经常骂骂咧咧。

后来家人怕我被非法劳教，花了很多钱找人，最后又被恶警勒索一万元，可是邪恶仍不放人，多次逼我写保证，由于自己放不下的执著，在邪恶的高压迫害和威逼利诱下，在极大的痛苦中，被迫违心的写了不去北京的保证书，家人被迫交了二千元不去北京的保证金。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我才得以释放。

出来后，我看到的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排除干扰》，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师父的所有讲法都通读了一遍，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我再次踏上了去北京的车，直接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我心态平和的在广场上打坐炼功，旁边有许多国内外的游人，一会儿，警察走过来把我弄上警车，上边已经有好几个被抓的同修，他们让人翻我的包，看有没有横幅，又有许多同修被带上车，最后把我们带到天安门派出所，那里已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都是没有报姓名、地址的，报姓名地址的当时就被各地驻北京的办事处带走，各地驻京办事处的人员也去那里认领。

晚上，我们大约有二十多没报姓名的大法弟子被带到北京梨园派出所非法审讯，我们都没有说自己的地址，在那里遭到二名女警的侮辱性搜身，邪恶想通过聊天的方式，通过口音来辨别同修的住址所在地，可是连两个北京的当地同修都没有被辨别出来。邪恶还是没有达到目地，就把我们四个女同修投入到一个车库里，我们在水泥地上坐了一夜，身上的衣服都是土。第二天，邪恶又强行让我们拍照，想通过联网查到学员的身份，我们被男恶警揪着头发强行拍照，一个来自贵州的年仅十八岁小姑娘被打得鼻子都出血了，北京的一位六十多岁的教授（女）被揪着头发拖着地强行拍照。可是还是没有辨别出来，下午派出所决定将我们这些剩下的没有被当地公安领走的学员送到通县拘留所。通县拘留所十分邪恶，一个女警对着我们恶狠狠的说：他们来这消业来了。其实这时拘留所早有准备，他们把那些最邪恶、凶狠的犯人集中起来专门对付大法弟子，并且每个人都有奖励，这些钱来自大法弟子的腰包，那时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在绝食，我们二十多女大法弟子被非法关到一个号里，晚上我们起来炼功被牢头狠命的用拖鞋扇嘴巴子，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被揪着头发在床板上拖拉着，大法弟子被一个个拖到床下的水池边，坐在水里，但是我们仍然双盘着腿，有的被邪恶从床上拖到地上，腿却一直双盘着，当时拘留所还安排了一个戴脚镣的死刑犯冒充大法弟子从中破坏我们炼功，她说她也绝食，可是却偷着在里屋吃东西，我们很快识破了她。第二天我们又被强迫拆棉丝，后来我们意识到不应该配合邪恶命令指使，开始炼功，背法，邪恶的犯人气急败坏的将我们拉到外屋的厕所边，用尿盆一盆盆的尿水泼向大法弟子，并且边骂边羞辱大法弟子，一位河南的大法弟子被打得鼻青脸肿，我的左眼被打得青肿，裙子全部湿透，新凉鞋被犯人割坏。下午一点拘留所接到通知让我们转移，仅仅住了一夜，没吃饭、没喝水，我们每个人被迫交四十元，其中我被多敲诈二十元，我当时拒绝了，我知道牢头跟一女管教说从我那儿多扣钱作为给她俩（犯人）奖励（当时被我听到），这就是中国拘留所政匪一家的真实写照。在我们交钱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年轻的男同修被打得半边脸黑紫，一位老年男大法弟子被打得脸肿起来，可是我看到了他们是那样的祥和、坚定，无怨无悔。

七月二十日，因为来北京证实大法的大法弟子越来越多，都没有报姓名，北京的郊区的拘留所都放不下了，据说天津也都满了，我们被集中到一起向河北的一些县转移，在北京的外环路上，几十辆依维柯车从头看不到尾看不到头，里面关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我们忘记了是被劫持路上，忘记了刚才遭受的毒打、羞辱，只知道抓住宝贵的时间在法理上切磋，连警察都奇怪，这些大法弟子面对暴力、血腥镇压如此乐观、祥和、从容不迫。

下午，我们大约三十多人被拉到了河北省香河县公安局，我们都被编了号，然后由各个科负责逼问大法弟子的地址、姓名，我被拉到法制科，一个是科长勾德发，一个姓何的，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非法审讯我。我一直绝食抗议。我们被非法关押在香河县看守所，当天我们监室一个五十多岁的广东的老太太，被香河公安局外提刑讯逼供，她回来告诉我们，她被恶警用电警棍电了一个多小时，邪恶怕她喊出声音，用手巾勒住她的嘴。

大约在二十四日左右，我被邪恶外提，我知道邪恶不会轻易的放过我，科长勾德发、姓何的和那个老头把我叫到了看守所的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里边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据说是从外边雇来的打手，我刚一进屋，他们就让我跪下，我严厉拒绝，然后他们五个上来就把我按倒在地，四个人把住我的两个胳膊，两个腿，然后由姓何的用脚踩着我的腿，手里拿着二尺长的电警棍电我的脚心、脚趾肚、两腿，当时因为我疼得难忍，不停的挣扎，我身边的两个年轻的都不忍心看下去，可是姓何的仍然不住手，最后我喊师父救我，他们才住手。他们看我仍然不说，就把我放回了监号。

一个河南的小姑娘被打得脸肿起很高，据说每个科室都刑讯逼供，而且从外边雇佣了打手。恶人并没有死心，第二天，我再一次被外提，他们说请示一下局长准备放我回家，我很轻易的相信了邪恶的话，结果一个副局长田清泉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法轮功问题并不违反法律，他是律师，并且拿律师证给我看，我跟他说我们没有违法，都是好人，谈完话我回到了法制科，不一会儿，他突然来到法制科，他两只拳头攥得直响，恶狠狠的说：“今天我正好练练拳脚，好几天没打人了，憋得慌。”然后就狠命的抡圆了胳膊朝我脸打过来，当时我两眼冒金星，差点昏倒在地，他长得又黑又壮，整个人也随着用力转了一圈，可见用力多大，紧接着又朝我的眼睛来一拳，然后就象疯了一样狠命的揪住我的头发，往后拽，头发被揪下一大把，当时勾德发上前挡着，怕给我打坏了，看我还不说，田清泉残忍的用烟头烫我的嘴，当时我的嘴就被烧焦了，他还扬言去叫刑警队的人来给我用刑，而且还说用蛇、壁虎让我吞，他们有的是招。我知道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各地学员几乎都回去了，他们说我说出来后放我回家，我当时真的相信了邪恶于是我说出了自己的地址。田清泉打完后，还特意给我拿来了镜子说青的是他打的，这就是一个律师兼局长的执法犯法的罪证。

可是邪恶没有放我，他们为了掩盖刑讯逼供的事实，通知了当地的公安局，可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相信邪恶的话，他们一贯耍流氓，从来都是欺骗，出尔反尔，我被连夜拉回当地公安局二处，我被铐在楼道的暖气上一宿，警察及同事看到了我被打肿的脸。第二天，我被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在那里我继续绝食，我遭受了更加严重的暴力灌食，由十几个男管教把我拖出去，按在地上，一个姓魏的指导员骑在我身上左右开弓的扇我嘴巴子，然后由几个人按着头就插管，管子出来就再插，最后鼻子都出血了，反复多次，这样几乎每天被如此的迫害着，许多功友因为绝食遭受暴力迫害。其中一个大法弟子因为炼功被打得门牙全部脱落，被迫害成精神病，许多绝食的同修因为炼功被吊在空地暴晒，直到昏死过去，因为背法、炼功遭受恶警和所长毒打。

八月七日，在我绝食二十天后被非法送到河北省第一劳教所，判三年劳教，我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邪恶说不签（判决书）照样有效。当时我的身体十分虚弱，可是邪恶还是非法收留。当时和我一起送到开平被非法劳教的有七、八个人我们都在绝食，身体都很虚弱。

二、在开平区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1、开平区劳教所奴役劳工

河北省第一劳教所（唐山开平劳教所）对外称为砖厂，女队当时只有四排平房，分布在甬路两边，据说还是在唐山地震前后盖的房子，低矮潮湿，四面透风，坐落在荒郊野外。第一排是队长的办公室和寝室，后三排是三个中队，当时女队共三个中队，三个中队的劳教人员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苦力，那时大法弟子被分散在三个中队里，她们每天早晨七点就出工，晚七点收工，第一中队是陶瓷车间，每天她们要在高温的瓷窑里工作；二中队是砖厂，许多人的手都磨出了很厚的茧子，裂很深的口子；三中队是地毯车间，据说织出的地毯，换上商标后出口海外，另外还有缝纫车间，插花车间，还有编“八片”的杂工，打扫大院的，养鸭场、养鸡场，菜园等。男队主要也是烧耐火砖厂等（详细情况不了解，在另一个院。）。

当时女队的条件十分艰苦，二、三百人，只有一个厕所，六个茅坑，每天去厕所都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用水就更困难了，每天早上只有一杯水漱口，几个人用一杯水洗脸，而且还是那些从地毯厂用瓶子带回来的有限的水。那时大法弟子用生命，用多日绝食，换来了部份大法弟子可以集体学法炼功，但有时也遭到恶警和包夹的毒打，那时大法弟子每天干着繁重的劳动，陶瓷厂、砖厂、菜园、地毯厂、缝纫车间都有大法弟子，除绝食时间长皮包骨的大法弟子外，其他人都要参加劳动，有的大法弟子绝食几天的还要被迫劳动，有的被认为坚定的大法弟子被包夹看着，二十四小时监护去厕所都跟着，除了本监室的可以说话，不许与其他屋的大法弟子说话，那时基本上一个屋有两三个大法弟子。

由于邪恶用减期、不让包夹干苦力等优越条件来诱惑她们对大法弟子犯罪，有的包夹十分邪恶，当时的东北人高云波（吸毒犯、卖淫、偷抢），此人打大法弟子十分狠毒、周西蒙等许多同修都遭到她的毒打，犯人李振清、赵立君（吸毒犯、偷抢、卖淫），此二人经常毒打大法弟子，廊坊大法弟子刘桂梅被她们毒打的臀部黑紫。后来高云波、赵立君却因为迫害大法弟子狠毒被劳教所减期提前释放，过了不久，她俩再次犯罪被抓捕，送到劳教所，中国的劳教所只能教人学坏，不能教人学好，不让他们学法律常识，大多采取以恶治恶、罚苦力，就象奴隶一样被看管着，动不动就挨嘴巴子，或者加期，而那些最坏的、有钱的、有人的黑社会的头子，都和劳教所领导有染，他们大多受到特殊“关照”，被用来迫害大法弟子，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劳教所的队长们就象奴隶主一样，队长们的洗脚水、洗脸水都由劳教人员端来，被子有专职的劳教人员来铺，饭菜更别说，也由劳教人员做，后来一个刚分配的警校的学生得意的跟另一个队长指着正在盖起的大楼说，咱所一切都不用花钱，有廉价的劳动力。确实是这样，为了迫害法轮功，邪恶给所里拨了大量的资金兴建、美化劳教所，可是劳教所雇佣的工人都是劳教人员，用的砖是劳教人员烧制的砖，可怜的劳教犯吃的也是上级拨下的口粮，劳教所不用花一分钱大楼就盖起来了，而劳教人员还很愿意干，因为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实惠”是能够在外边呼吸点新鲜空气，能够吃饱饭，不象有些大法弟子被整天关在漆黑的小屋里吃喝拉都在一个屋子里或者去砖窑烧砖，更苦、更累。

劳教所到处充满了黑暗，就是人吃人。在劳教所，劳教人员的生活用品必须从劳教所的小卖部购买，小卖部的商品质量很差，都是从批发市场买来的伪劣产品，可是价格却比外边的高很多，花生都是发霉的，桔子是冻透的等等。

欺骗是邪恶一贯伎俩，在二零零一年，劳教所将被非法关押的女大法弟子搬到了新楼，他们把劳教所比作花园、公寓、甚至描绘成宫殿一样，胡说队长对学员多好，多关心，还比作母亲，简直荒唐之极。邪恶还拿出同修揭露劳教所奴役大法弟子的文章，欺骗刚被抓进来的学员说明慧网文章是假的，以此来攻击明慧网是不真实的、不可信的，但是邪恶欺骗不了我，我因长期绝食，被暴力灌食、输液，没有参加劳动。我亲眼见证了我同监室的和其他许多同修被迫参加劳动，还有一个受工伤的。

二零零一年后，被“转化”的人确实有的不参加重劳动了，可是精神上的洗脑、迫害比肢体的迫害更加残忍，她们每天被迫看诬蔑大法的录象，被队长灌输毒素，每天写思想认识，不“转化”就遭毒打，多日不许睡觉。据说现在劳教所仍然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劳工做棉棒等。其实无论精神上迫害，还是肉体上的迫害，邪恶就是想消磨你的意志，破坏你的正信，达到摧毁你的目地。可是真正的修炼者是邪恶摧不垮的。

2、为评为部级劳教所弄虚作假

我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九个多月的时间，一直不配合邪恶的安排，争取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拒绝干苦力，断断续续长达五个月，并且遭受暴力灌食。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刚到劳教所被分到三中队四班（地毯车间）当时两间屋子住了十四个人，一个叫杨艳的包夹看着我们，我和一个偷抢的劳教犯睡一个床（上下铺），当时为防止炼功不允许大法弟子单独在一个床上睡，一次，同室的刘桂梅因为炼功遭到包夹李振清的拖拉，后来又遭到恶警魏群迫害。我也因为炼功被包夹拖拉，但我的腿就是不拿下来，当时虽然条件艰苦，可是我们都能坚持集体炼功，集体学法，拒绝报数、穿劳教服，并且每天可以手抄《转法轮》和部份经文，我从拘留所到劳教所一直绝食，那时还没有明确知道绝食是为了抗议非法关押争取自由，只想能够看书学法不用参加劳动就行了，邪恶开始每天都给灌食，后来有时六天才灌一次，有时灌很多，胃胀得难受，那时我一百一十多的体重只剩下六、七十斤，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有的同修昏死过去了，被背到医院。

一次劳教所为了应付部里的检查，创部级劳教所，弄虚作假达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每天让劳教人员背诵菜谱，早上吃的是肉丝面、中午是芹菜炒肉等等。根本就无中生有的菜谱，并且还要答卷，有的劳教人员因为说了真话被队长报复，其实有些劳教人员十分佩服大法弟子敢讲真话、心齐，他们有的说：应该让大法弟子答卷！实际情况是劳教所的食堂搞承包，承包的管教克扣学员的生活经费，食堂的伙食级差。二零零一年底以前，早上就是每人烂、碎面条一碗，有时都馊味，未蒸起来的又粘又小黑馒头一个，劳教所的猪场的猪也吃这个，中午是一个黑馒头，用烂白菜帮子炖的菜或者特别老的芹菜，有的都嚼不烂，晚上是发霉的米做的粥。

劳教人员的被子和被罩必须用劳教所的，一个质地非常不好的白色的确良的被罩、床单（当时加上还有牙具、香皂，没买暖瓶、脸盆，就花掉了二百多元。）平时不盖，放在旁边应付检查。等到部级检查团来的时候，我们正在绝食的几个大法弟子被藏到一个挂着窗帘的小屋里，劳教人员和大法弟子不许回宿舍，直接到餐厅，这就是当时评部级的真实的一瞥。

3、迫害法轮功的专管大队

大约在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六日左右，由于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增加，劳教所成立了迫害法轮功的所谓专管大队，疯狂的迫害开始了，我们都感到了气氛的紧张，几乎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被集中到第三中队，然后整个分班大调整，邪恶开始变换招儿迫害大法弟子，部份大法弟子不再参加体力劳动，每天被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象，强制“转化”，写“三书”，据说是从马三家劳教所、高阳劳教所学来的经验。

那时的劳教所比以前更加邪恶，每个大法弟子被犯人看着，一点自由都没有，同监室的大法弟子之间都不许说话，每天被锁在监室里，吃饭的时间只有五分钟。由于人员增多，邪恶也在加紧行动，首先开始改造一大屋，把原来的上下铺改造成板床，两间房由原来的可容纳十八个人，增加到可以容纳二十八个人，而且每个屋都安装了用于干扰的喇叭，和电视，目地是不许大法弟子炼功背法。外边每天都在放音响大声叫着，劳教所的高音喇叭每天都放着歌颂邪党的歌曲，那时听得都麻木了，只觉的邪党够狠毒的，只是因为一句真话，就可能要你的命。迫害着你，还让你感谢它。

劳教所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当我们问一个队长，劳教所不应关押未成年人，这是违法的，她却说：其他犯罪的未成年不劳教，可是炼法轮功的就可以劳教。还有二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被走后门送来的。在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中，有正在上高中的学生，还有大学讲师、教授，她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后来在一次大会上，一个管理处处长不得不承认：大法弟子中没有一个有前科的人（犯过错误的人），都是一些特别善良、老实的人，而且工作都十分出色。

此时几乎每天都看到有新来的大法弟子被非法送到劳教所，在门口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被褥等，然后被队长包夹拥着单独关到一小屋，不许睡觉，由队长和一些邪悟的人昼夜不停轮流灌输毒素，进行欺骗，直至写保证为止，不写的就关押小号。

成立专管大队后，我们十几个大法弟子被分到二班，并且有十几个劳教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一个两间的屋子住近三十个人（由原来的上下铺改成板床），那时邪恶十分嚣张，我们只要一炼功，她们立即扑上来制止、拖拉，早晨队长让对面床板上的犯人一个看一个干扰，白天劳教人员不上班看管我们，在班上安装了小喇叭，每天放长达十几个小时，我们互相说话都听不到，晚上也睡不着觉。法律规定噪音超过多少音量是违法的。一天，为了不让噪音干扰我们学法炼功，于是我就拽断了小喇叭的电线，结果包夹报告了队长，我被恶警叫到了刑讯室，刑讯室是一间平房，当时我正在绝食，身体十分虚弱，刑讯室阴森恐怖，管理处处长李强和另一个男警察还有女恶警闫宏丽共三人，桌子上放着电警棍、警绳等刑具，我没有害怕，李强让我承认错误，我说：没有错，你们用大声的噪音干扰我们是违法的。他让我拿出法律条文来，我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去那里找法律条文。于是他就走过来用手掌尖用力戳我的胸口，我告诉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和闫说他们不信，我说：刑讯逼供是违法的。李强说：生产这些国家机器就是给你们准备的，我说：我不是犯人。看我不承认错误，于是李和那个男警察就给我上绳，我因为绝食身体十分虚弱，用力反抗，不停的呕吐，他们怕出现生命危险，才把我松绑，送回监号。

大法弟子为了争取炼功，给所里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炼功学法，否则将用生命维护大法，集体绝食。有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早上起来炼功，中队长周俊明把男队的队长叫过来，开始残酷的镇压，我们几个人被戴上手铐拉到操场上面对墙壁罚站，我只是因为合十被犯人打倒在地，犯人用力踢我，那时包夹十分猖狂，赵立君、李振清对着我们被罚站的大法弟子吼叫着说：我要有枪，非把你们都枪毙了。我知道这是邪恶在说话。那天我们被罚站了很长时间。

当时劳教所在红色恐怖笼罩下，大法弟子为了争取炼功环境，经常绝食，开始邪恶十分害怕，后来邪恶十分憎恨，说给他们添麻烦、对抗等，所以疯狂迫害绝食的大法弟子，有的大法弟子因为不吃饭被邪恶毒打、吊在外边冻着，直至吃饭。

最残忍的就是暴力灌食，灌食也是一种酷刑，甚至是报复，有的因为灌食而窒息，后来灌食的目地根本就不是为了抢救大法弟子，他们知道大法弟子不会自杀，邪恶还说：我们不怕绝食，劳教所死一个算什么，绝食死了算自杀。其实灌食的目地就是为了让你承受不住生不如死的痛苦，停止绝食达到继续迫害的目地。一次，我们为了抵制灌食大家手挽着手形成人墙，邪恶就用十几个包夹抬着我连拖带打的拉出监室，然后队长刘某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管理处处长李强用脚用力踢我，我被十多个人按倒在地，由狱医李洪插管，当时的灌食地点是在浴室里，我整个人都躺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衣服、头发都湿了，我被灌的面粥几乎都吐出来了，连胆汁都一起吐出来，那些包夹看到了都不忍心再灌了。当时遭到暴力灌食的还有大法弟子刘桂梅，当回到监室时，我俩的衣服、头发都是面粥。

4、大法弟子整体配合震慑邪恶

在开平区劳教所，大法弟子一直都在争取炼功、学法的环境，那时大法弟子利用早上出早操的机会，大家在操场集体炼功；有时利用被放出监室的去厕所的机会（平时被反锁在屋里），在操场上炼功、打横幅。

二零零零年十月初，邪恶要在男队礼堂开全所大会，当时我和刘桂梅正在绝食，不想参加，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必须经过恶警队长刘某（此队长对待大法弟子十分凶狠）同意才行。遭到拒绝后，我和刘桂梅商量准备在大会上打出她亲自绣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一千人的会场，我们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不引起不明真相的人的反感，我们俩决定等到会议结束时打出大法横幅。当时已绝食二百多天的大法弟子段津津和绝食一百天的计严也被包夹硬搀扶到会场，看着她们消瘦、庄严的面容，大家都心酸的流下了热泪。几乎所有的狱警都到场，在礼堂里不停的巡视着，戒备森严，虽然是演唱会，可是仍感觉到气氛十分紧张。

大会结束时，刘桂梅高高的举起大法横幅，我在旁边保护着横幅，大声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礼堂，当时整个会场沸腾了，几乎所有的队长都愣住了，然后不约而同的都向我们这个方向扑来，恶警疯狂的挥舞着拳头砸向大法弟子的头部、脸部，拼命的抢夺横幅，许多大法弟子都站出来保护横幅，不管恶警怎么打都紧紧的保护着横幅，最终邪恶用暴力抢走了横幅。当时我正在绝食，身体很弱，很轻，一个恶警把我用力抓起，推出很远，我慢慢的从地上起来，严厉的质问着他：我们要告诉人们“真善忍”，我们是做更好的人，没有罪。他愣愣的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我们八个人被留下，恶警王建中疯狂的抽我们嘴巴子，这时会场上赵处长点名批评刘桂梅，挑动全体学员诬蔑大法。散会时，同修们看到邪恶不让我们走，都停下来不走了，并且提出：和我们一起走。不一会儿，传来话允许我们八个人回到各班一起回到了女队，以后邪恶也没有再追究此事。此次行动震慑了邪恶，这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结果。

5、邪恶用尽手段搜查阻止，可我们总能看到师父的经文

在劳教所，邪恶最害怕的是大法弟子传看师父的经文，所以从来没有间断过搜查，可是无论邪恶怎么搜查，大法弟子总能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这让邪恶十分惊恐。从劳教所外边来的东西都经过几个人的手搜查，棉袄棉被都被拆开，单衣服被洗衣机反复绞洗后才给大法弟子。每个班都有两个包夹，可是大法弟子手中还有经文。

大约在十月十日，邪恶开始了大搜查，我们被骗到餐厅看录象，录象上象魔鬼一样的人在跳舞，男队的队长都被调过来，一个个杀气腾腾的，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被一个包夹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被剥光衣服进行侮辱性的搜身后才允许回监号，大法弟子随身携带的大法书被搜走了，回到监室，整个被子被翻了底朝天，所有的大法书籍都被抄走，连卫生纸、卫生巾都被拆开，当时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有的同修哭了，然后我们被通知分班，在被调到了五班，我们六个人被劳教所最邪恶的包夹高云波、赵晓红看管，我们每天都是早起四点多炼功，几乎都被包夹、恶警用一种特制的带子（用帆布做的专门用来捆大法弟子手脚用的）绑在床上，吊在床上，后来邪恶觉的不够狠，就把我们吊到大教室，打开窗户冻着，我们背法包夹就用手巾勒嘴，有的被勒出血，一次一个大法弟子差点被窒息了。有一次，队长让包夹把表拨快了四个小时，我早上起来炼功，被高云波从夜里十二点一直被吊到早上七点多开饭才被放下来，我的手都没有知觉了。我们在监室里炼功大约坚持了一个月，几乎每天都被迫害。有一次，因为很长时间绝食，加上每天早上炼功被吊，身体十分虚弱，我当时住在上铺（上下铺），在我往上爬的时候，手没拽牢栏杆，重重的摔在地上，昏过去，队长魏群看到后，说都是因为炼功炼的，数落一顿，扬长而去。一天晚上，我们屋突然闯进来一群队长，其中有几个男队长，而且满嘴酒气，让我们每个人表态，第二天早上不许炼功，否则马上就吊在大教室，这样我们监室的炼功暂时停止下来。

那些日子，我们从窗户可以看到其它别的监室同修因为炼功被吊在菜园里后，有个女学员昏死过去被抬回，她的裤子拖着地被几个人拉回，她的裤子被磨破一个洞。在这期间，有一个被迫害成“精神病”的大法弟子也被关了进来，她每天都喊“法轮大法好！”夜间、白天、在监号、在食堂里她都喊，开始邪恶使劲打她，后来警察说她经过医院检查有精神病，但邪恶仍不放人。

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左右，有近百名大法弟子在餐厅背法，被邪恶毒打，我跑过去声援，遭到毒打，然后被强行抬回了监室，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不许迫害大法弟子！”被所长许德山点名关小号，我们监室的其他人都站了出来抗议，周西蒙被所长许德山用手抓起扔出很远，最后邪恶把我们班的所有大法弟子吊在菜园的柿子树上长达十多个小时，当时我们都穿很少的衣服，只有周西蒙穿着大衣，邪恶的包夹看她穿着毛料大衣，把她的大衣扒下扔到粪坑里。邪恶用不同的姿势把大法弟子两只手反拧着吊在树上，两只脚尖刚好挨地，冬天我只穿了一件羊毛衫，鼻子不停的流着鼻涕，我冻的浑身发抖，恶警张会清因为我背法还用电警棍电我脸。恶警魏群在一个低矮得小屋里用书不停着打一个带头背法的学员嘴巴子。等到下午被放下来时，我的手、胳膊都没有知觉了。其中有一个四十多岁廊坊的大法弟子绝食很长时间了和我们同样吊了十多个小时，她十分坚强。

在劳教所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更不讲法律，在一个屋都不许说话，每个监室都被大铁门锁着，不在一个屋的更不许接触，更别说能说话了，大法弟子只能知道本监室人的情况。那时三中队的中队长叫周俊明，自从她当了中队长之后，三中队几乎每天都迫害大法弟子。还有一个叫严红莉，此人十分邪恶，打人专门打人的脸，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左右脸部被车撞伤，后来又得阑尾炎差点送命，可是，她并没有悔改，仍然迫害大法弟子。那时我们班的管班队长是个男的，叫魏涛，此人十分擅长言辞，开始他对我们十分和善，我们也没有警惕，只是劝善，并且让他看《转法轮》，可是没想到最后他却利用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对法理解的不深钻空子，“转化”了许多大法弟子，被邪恶评为省级的“先进工作者”，还到各市洗脑班介绍经验。

此时的劳教所，大法弟子人数剧增达五百人，不知什么时候成立一个专关女大法弟子的第四中队（在男队）。一次，我们从监室的窗户看到，有几个从秦皇岛来的大法弟子被罚站，恶警中队长闫宏丽，抡圆了胳膊一个一个的扇她们嘴巴子，还有一个廊坊的学员被恶警队长刘丽英电的嘴都焦了，那时经常看到有的大法弟子因为不配合邪恶被绑在门前的一搂多粗的树上，或被吊到菜园的柿子树上或冰冷的大教室开着窗户冻。

6、一一六惨案

二零零一年一月初，师父的经文《忍无可忍》传到了劳教所，有的监室的大法弟子公开炼功、背法，背《忍无可忍》的经文，要求取消包夹，邪恶十分害怕，极力封锁，不让大法弟子接触，以大法弟子绝食为由，取消了大法弟子去食堂吃饭，由包夹打饭直接送到各监室，大法弟子整天二十四小时不许出屋，吃喝拉撒睡都在几平米的屋子。

为了抗议邪恶的封锁，被非法关押在三中队的所有大法弟子都起来，喊“法轮大法好”，我们屋把小喇叭扯断，取消了包夹，也不允许队长干扰我们，我们公开炼功、背法。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忍无可忍》的经文几乎同修都会背了。后来从劳教所的小报上看到：一月十三日邪党中央司法部部长、省司法部部长等头目来所里视察。一月十六日，邪恶开始残酷的镇压，从男队调来了四十多名警察，皮箱里装满了手铐、电警棍等刑具，邪恶早就准备好了，可见上边早有部署。

一月十六日那天有至少一百多大法弟子遭到残酷的迫害，她们有的被吊在操场的柿子树上、电杆上，有的被吊在菜园里、大教室，有的被吊在监室里。整个操场被吊了一圈，我被吊在中心的旗杆下，我看到一群男恶警打大法弟子，就大声喊：“不许打大法弟子”，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恶警，走过来狠命的扇我嘴巴子，最后把我吊在了柿子树上。

从早八点到晚八点，然后有一个挨一个由一个姓王的女队长搜身，再一个接一个的过堂提审，要求遵守所规所纪，才能回监室，否则就一直吊着、或遭受酷刑，有几个他们认为带头的，有的被吊到第二天早上，答应吃饭才允许回监号里，当时邪恶十分猖狂，并且恶警魏群有恃无恐的说：我们采取行动是有上边的命令的，邪恶的镇压一直持续到一月十九日。

早上跑操，稍有跟不上的，就被队长或包夹用脚踢，或被叫到队伍外边遭毒打，后来才知道，在这次镇压中有多名大法弟子遭受残酷的迫害，李伟、郝建玲、蔡淑梅等都被电警棍电的毁容或遭到严重迫害，大法弟子付伟平遭到恶警的多个电警棍电致残。在劳教所遭到残酷迫害的还有戚玉娜，差点被恶警王学礼窒息而死。此时的男队迫害也十分残酷，每天都有大法弟子因为炼功遭到毒打，惨叫声不时传来，其中朱有荣、张志宾被迫害致死。

邪恶的队长们每天都在研究迫害、“转化”大法弟子的方案，几乎每天都看到有刚被绑架来的大法弟子被分到新班，然后被强制“转化”，形势越来越严峻，当时被邪恶“转化”的学员调到二中队，而且那些邪悟的人开始了“转化”其他大法弟子。主要采取不让睡觉，欺骗、毒打等卑劣手段。

三月十四日，再一次大分班，邪恶使用的伎俩是分化瓦解大法弟子，不让新学员和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接触，然后七、八个转化的学员围攻一个大法弟子，并且每天强迫看诬蔑大法的录象。或者把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放到已“转化”的人一起，给她们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邪恶是变着招的迫害。那时被毁容的大法弟子被关到小号与世隔绝。

7、正念闯出劳教所

那时由于长期处于非法关押，大法弟子感到身心疲惫，每个人都承受很大，长期的绝食、暴力灌食，感到往前走一步很难，许多同修都觉的能保证不“转化”就行，能少吃点苦就少吃点苦。可是邪恶的魔爪时刻都伺机迫害大法弟子。这时我们这些坚定的大法弟子还能背法，无论邪恶怎么封锁，我们都可以得到师父的经文，邪恶把送的衣服用洗衣机洗了，可是我们竟然得到了师父的《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

通过学法，我觉的长期处于消极承受的状态不对，我决心绝食到底闯出魔窟。其实原来自己在法上不清楚为什么绝食，所以每次只是消极承受着。这次我决定一定要放下生死，绝食到底。在我绝食最难受的时候想起了师父，想起了外边还有许多亲属和朋友都不知道大法好，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走出去，告诉他们大法好，告诉更多的世人大法好。

我抵制灌食、输液，邪恶就吓唬我，把我弄到精神病院去，其他七、八个功友都因此停止了绝食，我默默的求师父为我加持，心想绝不能让邪恶把我弄到精神病医院，其实我此时身体十分虚弱，已绝食四十多天，根本不能灌食，头晕、恶心，瞳孔都扩散了，我心里想我不能倒下，我一定要活下去，我决定找院长王洪利，我说我不去精神病院，我不是精神病，他谎称那里的条件好等等，我说我就是不去。

第二天，我被带到唐山中医院检查身体，从医生的眼神看，我的情况十分危险，酮体都尿出了，心力衰竭、贫血、尿毒症，在我奄奄一息时，劳教所在第二天下午，通知我家属，把我接回家。年过七旬的父母看到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都落泪了。

大法的神奇使我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我可以下地走动了，可是到家后的第五天，公安局二处恶警周连国又来我家骚扰，想叫我去洗脑班，被我和家人严词拒绝，当时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可是邪恶并没有死心，于是又叫单位的领导单慧娥、宋金川等五人来我家，不许我回家看望我病重的婆婆，要住在我家监视我，我说如果这样，我就不吃饭了，没想到昔日的曾十分友好的领导在邪恶的操控下，竟然说出：四十多天没吃饭没事（没有死），一顿不吃没事。我的心在流血，这就是在中国大陆在恶党文化的教育下，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伤害别人的真实写照。

最后我们绕过了邪恶的看守，驱车来到二百多里的老家，可是不一会，单位的轿车也来到了村口，同事没有进家门，而是拿着矿泉水，吃着面包等候。这时村干部带着当地镇派出所的人也到了我婆婆家，说要查户口，当时我告诉他们记住大法好，我们是被迫害的。因为我的老家也在那儿，而且听说我们都是镇中学考出去的，他们十分客气，看到我被迫害得骨瘦如柴的样子，只是问了问，然后让我多注意身体，就走了。可见当时的邪恶的气焰是多么嚣张，草木皆兵了，现在想起来都可笑。

长期在劳教所的高压迫害下，身心受到很大的压力，当我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把心稳下来，周围的一切干扰没有了，身体很快恢复了，我再次投入到正法的洪流。

三、再次被当地邪恶非法抓捕送开平劳教所遭受迫害

1、邪恶的“转化”丑态百出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于恶人的告发，我在回家的路上，被公安一处于晓军等人绑架，在一处，王献增冲我的头打了一拳，然后他和于小军两人拽我的大衣抢走我家的门钥匙，和红旗路派出所一起抄了我的家，抄走了大法的书籍，和师父的法像、香炉、电话号码本、十多张传单，还有录音机（邪恶说是作案工具），邪恶还非法没收了我的一百八十元钱，说作为拘留所的费用，其实根本没有送到拘留所，没收了我二十多元的邮票。晚上我被非法送到市第二看守所拘留二日，被公安二处再次非法送开平劳教所，由于我身体很弱，邪恶走后门花钱把我强行留下。

那时的劳教所更加邪恶，被非法关押在迫害法轮功的所谓专管大队的大法学员大部份被邪恶“转化”，有少部份没“转化”的不许接触。我从拘留所一直就绝食绝水，并且二天没合眼了，邪恶把我单独放到了一个大屋子，然后让一百多个邪悟的人轮流“转化”我，不许我睡觉；寒冷的冬天里，邪恶让我冒雪步行到男队的劳教所医院去输液，目地是消磨我的意志，逼迫我吃饭，如不配合邪恶就强行用车拉；在医院输液，邪恶都派十多个邪悟的人“转化”我，整个中队的人都被轮过来；看我不“转化”，就把其他中队的邪悟的人叫来；邪恶看我仍然不“转化”，就把几百里外的外地的最邪恶的人叫到劳教所给我做“转化”；看我仍然拒绝“转化”，邪恶把我挪到阅览室，这里满屋子都是攻击大法的书，邪恶每天都给这些人灌输毒素，让她们每天都写认识，反复写，而且由恶警队长秦晓燕给她们买来毛线织毛衣，消磨时光，我不“转化”邪恶不让她们在阅览室织毛衣，让她们在楼道里，从而制造矛盾，于是邪悟的人都起来攻击我，说我没有善心，让他们睡不好觉，没有地方呆、自私等。

我看到昔日的同修被迫害成这样真的很难受，这时我已经十八天十八夜没有睡觉了，加上绝食，已经很虚弱了，感觉到天旋地转，在我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恶警队长杨海风把着我的手写了所谓的“保证书”，为了奖金、为了完成所谓的“转化”，邪恶的表演丑态百出。等到第二天，就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睡醒觉清醒过来，写了严正声明，我咬破中指按上手印，亲自给恶警队长。我仍然拒绝吃饭，邪恶为了逼迫我吃饭，使尽了招，她们叫来所长，逼我就范，不让我睡觉，我没有停止绝食，我一定要做好，理智清醒的走好修炼的路，绝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邪恶吓唬我，说再想通过绝食出去没门，第一次是劳教所仁慈放了我。真邪恶呀，人快死了才放，还仁慈！我就不听你邪恶的，这个宇宙我们师父说了算。

邪恶仍然不死心，让我写不去北京的保证，恶警秦晓燕还采用卑鄙的手段欺骗我，她把我写的严正声明撕毁，然后让我在队长问我时不要说自己还炼，她保证我马上出去，遭到我拒绝。我知道自己之所以摔了跟头就是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没有坚信师父和大法，用人的办法承受，这次宁可脱去人皮也不可能写任何东西，邪恶看我铁了心，就让我回班里，直到第二十八天我奄奄一息时，才被家人接回。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再次从死亡线上活过来，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

2、正念抵制邪恶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由于资料点的同修被抓，我受到牵连，红旗路派出所的刘志纯、袁兴盛强行把我拖入车中，非法带到派出所，致使我的脚被严重扭伤，上衣扣子全部脱落，当时海港公安分局负责非法审讯，我没有配合录口供，我们没有罪，是邪恶在犯罪。邪恶从我的包里搜出了软盘，我乘机给同修打电话，保护好家里的大法书等，同时让同修帮我发正念，这样邪恶抄家落空了。由于自己当时没有从法理上认清，没有否定邪恶的安排，被邪恶非法拘押超过了二十四小时，骗到医院作检查后劫持到第二看守所。第二天，邪恶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由公安分局恶警王立国、黄大伟等再次把我非法劫持到开平劳教所。我一路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一路只要有人，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劳教所拒收，邪恶就送上巨款（后来一位警察告诉我，由原单位出），可是邪恶再给我灌食时遭到我严厉抵制，并且告诉劳教所，我会把师父的经文背给里边的同修听。最后劳教所拒收，我被当天送回家，在同修的帮助下，师父的呵护下，走了过来。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由于恶人的跟踪，我被海港公安分局恶警吕平、于晓军等人从路上绑架，邪恶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有于晓军、刘志纯等十多个人在我家里乱翻长达三小时，把电脑、打印机等贵重物品抢走，第二天，一处一个姓张的队长等四人第四次把我非法劫持到开平区劳教所，通过走后门收下，我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邪恶就用胶带封住嘴，用手捂嘴、鼻子，我差点窒息，我绝食抵制非法关押，邪恶把我关入小号，让三个包夹昼夜轮流看着我，不让我炼功，只要我喊“法轮大法好”，邪恶就动手打，不让我和其他的“转化”的人接触。

为了达到迫害的目地，邪恶利用男犯人和十几个警察犯人把我固定到死人床上手脚绑起来输液，手、脚被多处弄伤，变得黑紫，然后由陈兆光、王洪利等十多个人用暴力给我灌食，把我绑在椅子上一天一夜，最后我被迫害的不能行走，才被送到开平区医院，最后迫害的心脏病才叫来家人把我接回家，由七十多岁的父母照顾。

四、残酷的迫害无法改变我对大法的正信

六年的残酷迫害无法改变我对大法的正信。六年来我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成熟了，在整个的镇压当中，邪恶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骚扰，我时常被跟踪，被人看着，可是都没有阻止我讲真相，我在第一次从劳教所出来时，我就找到了公安局二处讲真相，把属于自己的钱要回来；找到迫害我家人的办事处的人讲真相，找我们单位领导，告诉他们给邪恶提供资金迫害我是不对的，向小区的门卫和同事讲大法真相，并揭露邪恶对我的迫害，许多人都知道大法好。后来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二处解散了，街道办事处停止迫害大法弟子，后来在迫害我的过程中，单位的同事没有给邪恶送钱；小区的保安明白了大法真相；我向那些卖菜的或有缘的人讲真相，几乎走到哪里，都要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效果很好。有时我心态也不稳，一次在商场讲真相，被举报，带到公安局，我向那里的警察讲真相，警察明白了大法好，最后让我回家，我知道是自己没害怕，师父帮了我。

现在我几乎所有的亲人和部份同学、朋友都知道大法好，并且退了党、团、队，所有的亲人都支持我修大法，今年婆婆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起死回生的例子，让所有的在场的亲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几乎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更加理解我为什么宁可付出生命也不愿放弃修炼。

同时，我也感到很大压力，在中国大陆还有许多人没有三退，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我深深的明白，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更不可能走到今天，我们修炼的每一步，都融入了师父太多的心血，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就不可能从生死线上走过来，我的家人都说如果不是坚信大法，我早就被邪恶迫害死了。

总结教训，每次遭受迫害都是自己带着人心做大法的工作，甚至把这场迫害不自觉的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长期忙于大法工作忽视学法，执著心不去，从而讲真相心态不稳造成的。

希望同修看到同修对大法坚定的一面的同时，从中能够吸取教训，学好法，修好自己，以法为师，在法上提高，正念正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做好当前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

走过来这几年，使我明白了修炼人向内找，去执著，是修炼人的根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同时也明白了师父告诫弟子的：“我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的一层内涵。

以上是我六年来遭受迫害的简单情况和在劳教所看到的部份同修被迫害的情况，更多的迫害情况，由于邪恶封锁，隔离，都不十分清楚。但劳教所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残酷折磨大法弟子的情况。在中国大陆象我这样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只是冰山一角。唐山开平区劳教所仍然非法关押着许多大法弟子，目前还有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仍然被非法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监狱、拘留所、洗脑班，每天都在遭受非人的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害致残。残酷的迫害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是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真实写照。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觉醒，立即停止残害自己的同胞，停止残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还我们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不要再被恶党的宣传蒙蔽，摆脱中共恶党的欺骗，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