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兰对薄熙来進行刑事控诉　向中国人讲真象

尊敬的师父、各位同修好，

当我读到来自美国同修给我的电子邮件，问我是否能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波兰進行国事访问的期间，到波兰去支援当地的同修讲真象。我马上意识到，必须做这件事。很显然，在我与波兰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关系。三年前，当这个同修开始在波兰举办讲真象活动时，我曾三次应她的邀请前去。

虽然直到最后一天，我因为其它紧急的大法工作还在犹豫着是否出发，但我买到了一张非常便宜的飞机票，于是就决定去。星期二的早上十点，阳光明媚，我们准时抵达记者招待会，向波兰媒体宣布我们对正在波兰進行访问的商务部长薄熙来提起刑事控诉，并将诉状递交到波兰的国家检察院，控告他犯下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在场的只有三名当地的波兰同修、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同修，以及我与另外一名德国同修，但这就足以让另外空间的邪恶胆寒。我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从不觉得我们是无助的，因为我们清楚的认识到这是我们的使命，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各地同修发正念的支持。

当我们在下午两点左右朝正在進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府走去时，天气戏剧性的发生了变化，狂风夹杂着暴雨而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们就被淋湿了。两个穿着整齐的中国人从我们旁边走过，刚开始的接触是友善的，但她们看到我递过去的真象传单时，便马上拒绝。我见到人们拒绝大法真象时心里很难受，但仍平静的问她们拒绝的原因，却没有得到回答。然后我自然的语气说：“噢，对不起，你们肯定是国安人员。”我确实击中她们的要害了。她们向一群站在总统府对面的穿着正式的中国人那儿走去。三台巴士运来了越来越多的、穿着同样整齐的中国人，一场戏的序幕慢慢拉开了。

穿着黄夹克的我，有意的站在马路的旁边，好让衣服上的字能很容易的被看见。我们很安静，并集中精力发正念。这时很多警察过来，站在离人行道约2米宽的马路上形成一个“安全区”。我们仍然站在马路的边缘上，高举着两面都以波兰文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与“法办江泽民”的横幅，一个警察马上朝我们走来。虽然我不了解他说什么，但是我马上出示了刚刚取得的还是用手写的许可证拿给他看，他惊讶的看了一看，点点头就走了。

然后中国人组成的欢呼队伍开始一字排开，他们穿着正式，拿着小红旗和许多巨型的写着中文的横幅。同时暴风雨也开始咆哮，冰雹大的雨滴密密麻麻的打下来。这些中国人想找个避雨的地方，但我们站在那儿，他们也只得跟我们待在一起。他们站在我们前面，以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故意用身体撞击，或用手推我们，把我们挤到后边。我们不想与他们争，就去寻找其它的地方。不管我们去哪儿，那些穿着整齐、拿着长横幅的中国人也就跟到那儿，就是要将我们挤到后边去。我们高举着横幅，他们就将他们的横幅挡在我们前面，或者摇动他们的雨伞，不然就在我们前面跳过来又跳过去。

我们试着维护大法的尊严，不与他们计较。我们只有一个目地，就是展现“法轮大法”，至少让中国代表团与随行采访人员能看到、拍到这几个字。我们达到目地了，第二天的报纸登出了这个画面。

那些中国人不断的用手攻击我们，但警察却不动声色。忽然有人猛拉着我们高举着的横幅，还居然用暴力将我们的横幅从后方抢走了。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偷盗者是从一辆载着官方代表团的车上下来的。他跳起来两次，夺去了我们两个横幅后，就往总统府的方向跑去。我马上找警察帮助，他们都在近距离里看到这一幕，却没作任何反应。尽管如此，我们当然继续坚持下去，幸运的是，波兰同修还备有其他的横幅呢。

雨渐渐的变小了，一个路人自愿的与我们一起举着横幅，以致于我们可以空出一个人来发真象传单。另一个德国同修几乎是不间断的发正念。另一个路人抱着还需喂奶的婴儿也来跟我们站在一起，因为另外一位女士已经在替他的孩子喂奶了，所以他不用急着将婴儿带回去给太太喂食。路过的当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与我们交谈，表达了他们对我们如此安静请愿的好感。

很多路人与记者在看到刚才那幕荒唐可笑的情况后，都来问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这真是一个大好的讲清真象的机会，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感到很不理解，他们也想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在现场的中国人大部分会说英文或波兰语，他们却不来问我们，相反的，有两个年轻的女的还向我们大喊大叫，说我们想破坏中国和波兰之间的友谊等等；那些穿黑衣服的也朝路人大喊大叫，想藉此破坏我们的形象。它们以为一位带着婴儿的路人也是修炼人，便向一群路过的学童造谣说这位父亲如何对自己的小孩不好。

另一名身着浅蓝色休闲服的漂亮女孩一边不知所措的哭嚎，一边将她因愤怒扭曲的脸轮换着转向我和警察，以宣泄她的愤怒。她冲着不为其所动的警察大叫：“你们为什么不保护我们，不受他们骚扰？”（她说的他们是指我们六个人）我看着这一幕，内心很平静。其他同修也一样。在蓝衣少女停止叫喊休息时，我对她说：“我们不反对中国，我们不反对中国政府，我们只希望人权能受到尊重，希望人们不会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受酷刑，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后来我有一阵子没看到她，后来看到她从一辆外交人员乘坐的黑色轿车中走出来。

在她多次大喊大叫和我一遍又一遍平静的解释后，我越来越能把握这种荒唐的局面了，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变化，我内心中生发出一种深沉的对所有人的慈悲，这种感觉很明显的在我全身扩展。从这一刻开始，我一直怀着慈悲一次次和她沟通，她们是被谎言宣传毒害的，一切显而易见，我真为她们难过。所以我一直怀着善和她们交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们感到了正的一面，情况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

带着婴儿的父亲拿着追查国际有关辽宁省迫害犯罪的名单去找“中国官员”。据一家报纸后来从中国大使馆得到证实，当时在场的中国人大多是大使馆工作人员家属以及和大使馆交往密切的中国人。她们中的一些人围着那位父亲和婴儿站成一圈，看他拿着的被迫害致死学员名单，有人还用手轻轻的抚弄着孩子的小脚丫。

我继续以慈悲对待她们，我的心变的非常宽广，我想到那些由她们的政府散播的充斥着她们心灵的谎言，我看到她们在渐渐明白真象之后的微笑和人性善的一面。我感受到，她们想冲出谎言的牢笼获得自由。也许是她们感觉到了我们的正，从而发生了变化。我再次和蓝衣少女交谈，她不再跑开，我用手轻轻握住她的手臂向她保证，我们既不反对中国，也不反对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我自己就有很多中国朋友，也去过中国很多次，只是人权必须要得到尊重。

她变得越来越平静，并能够感受到我的正，不知什么时候她说，“对，我相信你，你真是一个好人。“看到她心里的某些东西化解了，真是很让人感动。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也慢慢平静下来。原先我问过她，她在具体哪些方面对法轮功有看法，当时她把手放在颈部做了个手势说，他们自杀并杀人。我问她有什么证据，她沉默不语。我对她说我们有很多关于酷刑折磨的照片和证词，她说不出话来。现在她也微笑的对我说，“现在我相信，你是个好女士，如果你到中国来，欢迎你到我家来玩。”是不是她改变策略了？我不这样认为。

还有一件事情，当一辆官方的车辆鸣笛叫唤一群中国人又挤到我们前面时，我友好而又坚定的说，我们站到左边，你们去右边，这样就公平了。这次他们竟然连横幅都没有打开。下午6点半，当我们离开广场时，太阳重新出来了。

当天晚上，我们因横幅被抢走而去投诉。这次投诉现已经转到波兰检察院，因为涉及罚款金额超过100美元。负责记录的高级官员仔细的作了笔录。因为他想知道有关迫害的所有情况，我们和他谈了两个小时。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不仅是为那位官员。这一天很多波兰人都有机会摆放她们的位置，从媒体的报道中也可见一斑。

第二天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报”头版刊登了关于大法的报导，并配了图片。华沙最受欢迎的“大都市”报也刊登类似报导，照片上的中国人举着红色横幅，试图挡住后面波兰文的“法轮大法好”横幅。从图片说明文字的嘲讽的语调可以看出波兰人已经看穿了中共那一套。除此之外，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逮捕薄熙来部长”。文章一一列举了薄熙来犯下的罪行。

两家大电视台采访了我和一名来自波士顿的学员。在一名学员接受采访时另一人发正念支持。记者问了一些很好的问题，给我们机会来揭露邪恶。那天早上一位记者花了一个半小时，想从检察院得到更多关于我们起诉薄熙来的信息。一开始那里的人说：“我们没有收到。”当电视台摄下了我们递交诉状后收到的回执后，检察院同意接受采访。这个节目通过波兰电视台，在全世界播放。

飞回法兰克福，我在下飞机时看到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在和我间隔一定距离的地方，我们彼此认出了对方，我向她报以微笑，她也笑了。

（2004年欧洲维也纳法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