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漫谈:华夏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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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御龙帛画》
【明慧网2003年2月7日】古老的华夏文化是半神文化。华夏神州历朝历代都是一朝的文化,一朝的服饰,每一朝的天子都仿佛是天之子,由神派他来主掌人间。谈到天子,人们不禁想到威严的龙颜,雄伟的皇宫和显赫的权势,但可曾想到天子的龙袍,皇冠上的彩色花纹和中国最原始的绘画有紧密联系呢?

黄帝,华夏的祖先,也许是为了点缀他的威严,也许是负天命在身为人类播洒文化、智慧的种子,他的大臣史皇在其衣冠上点缀一些彩色花纹,形成五彩之绘;而另一位大臣仓颉,在天地山川鸟兽中获得灵感,创造出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结构、形态活象图形的甲骨文仿佛与绘画的原始形态交相辉映。

在中国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中产生的壁画和劝戒画透露出浓厚的对神的信仰和对道德的重视。神话中的珍奇异兽、圣人君王的肖像给这原始三代的丹青艺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丹和青是中国古代绘画中常用之色。《汉书.苏武传》“竹帛所载,丹青所画”。故丹青成为绘画的代称。

继五彩之绘后,帛画诞生了。最早的帛画也就是丝布上的丹青。战国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描绘了一个高冠佩剑的男子驾驭一条疾驰的游龙,画面生动逼真,栩栩如生,观赏者仿若置身于仙境。被丝帛神灵渲染得更加韵味深远的书画之邦春秋战国渐渐隐退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这个对华夏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朝代,不单单在军事、政治上称雄天下,在文化艺术、雕塑和建筑上也称得上雄风浑厚,绮丽而又威严。这个时期的丹青艺术主要表现在壁画和极少量保存下来的木板画、瓦当与画像砖上。画风雄健,色彩鲜丽,造型生动质朴表现出秦国一统天下时的精神气魄。


《女史箴图》(局部)

周朝的老子、孔子分别创立了道家、儒家学说,阐述人生哲理,深深影响着后人。汉代就是一个受其影响颇深的朝代,所以劝戒艺术极为盛行。这个非常重视道德行为标准的时代不论是在帛画还是壁画上都描绘了人类社会的安宁与和谐及对神的信仰。尤为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时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艺术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虽然它的形成过程与传统绘画有所差异,但在内容及构图上仍有一定艺术欣赏价值,甚至后来六朝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竟达到了“气韵生动”的非凡境界。到后来的东汉时期的墓室壁画,大多以描绘现实生活中的车马骑从或宴饮舞乐为主,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人们对神灵的崇信逐渐淡漠的征兆。


《洛神图》(局部)(东晋 顾恺之 绢本 设色 纵27.1厘米 横572.8厘米)

《游春图》《游春图》局部
(隋 展子虔 绢本 设色 纵43厘米 横80.5厘米)

紧随其后的六朝,一个蓬勃的绘画艺术朝代又出现了。“自生人以来未有也”的顾恺之,工诗赋,擅冉法,他笔下的《女史箴图》“气韵生动”,境界超然。一幅《洛神图》虽然描述了一段曹植与洛神之间的凄婉的爱情故事,却不也蕴涵着人、神之间有着一种默契与沟通吗?六朝的绘画技法的头一条“气韵生动”道出画家应以修身养性为主,才能使笔下的人物、山水、鸟兽,花草生机勃勃,意境深远。“画如其人”的说法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吧。我们再看这六朝的哪一个画家不是深受道、儒学说的熏陶,并对佛教景仰甚至崇信的呢?精湛的六朝丹青绘画艺术被其后的隋代画家所承传。阁楼宫观、人物肖像和神话故事的巧妙结合散发着宁静而安详的精神气息。展子虔的《游春图》画面蕴涵着愉乐,悠然的气息,远处的山景、花草、树木与近处的人物还有着互相衬托,互相默契的奇妙之处。

《步辇图》《辋川图》

宛若一段清雅序曲的隋朝艺术刚刚结束,华夏文化历史的黄金时代──唐朝终于来了。这个神奇而富有创新的朝代把华夏丹青艺术推上了顶峰。唐朝初期的《步辇图》通过古朴而精湛的绘画技法刻划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藩使者时的情景。此画不仅展示了当时盛唐发达开明的文化,对人物性格及精神状态的描绘更是维妙维肖。唐太宗祥和而又威严的天子风度在画家的笔墨下渲染得更加生动传神。生活在这个宽松的政治时期的艺术家们不仅有着豁达的胸怀,其气魄与胆量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吴道子,这个唐代画坛怪杰,作品以“守其神,专其一”的艺术法则为宗旨,被奉为“画圣”。他所画的仙人“天衣飞扬,满壁生风”。据说他的代表作之一的地狱变壁画,下笔劲怒,地狱恐怖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使那些都城内的屠夫们看后吓得纷纷改业。当时画坛的另一位才子,王维,字摩诘,他善诗赋,通音律,还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一生追寻解脱的境界,早年生活的坎坷使他看淡人生的得失,后半生隐居山林,参禅问道,诗书画仿佛也只是他的消遣罢了。他的《辋川图》给人一种远离尘世,超然物外的新鲜感受,表现了他那安宁而高远的艺术心境。


《清明上河图》
(北宋 张择端 绢本设色 纵24.8厘米 横528.7厘米)

唐代渐渐隐去后,随之而来的宋朝画家在人物,山水,花鸟画上都有着新鲜的创意。《清明上河图》画风细致,淳朴,活泼传神的人物性格描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此图从右至左,由郊外到市区,细致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清明时节繁荣的景象。全图共分三段。首段着墨于郊原景色。郊外远处的山,树,船只与近处的草木,庄稼,村舍,人物勾勒出由远到近的层次,默默地有着一种“山水总相宜”的情趣。中段着墨于虹桥之景。桥头摊商栉比,车马行人川流不息,生气盎然。末段着墨于城内街景,歌楼酒肆,作坊医家,各色人物各行其事,极具欣赏价值。此幅画的绝妙之处除了对舟车,市桥,郭径,草木,山石,牲畜的细微刻画之外,对人物形态的捕捉与对其所处位置的巧妙合理严谨地安排是此幅作品的精华所在。各色人物共1643人,形态生动,他们或是站立于郊外田野,或是辛勤耕作在田间,或是敲锣打鼓办喜事,或是聚集闹市买卖游玩,或是轻舟荡漾于河中,或是垂钓捕鱼,或是走亲访友,或是问候交谈,等等等等。整幅图着色淡雅,主要以青黄为主,壮观的场面,细腻精确的画风令人叹为观止。此幅巨型风俗画,虽意境并不深远,但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开始表现世俗生活的风俗画更加受人青睐,这与以往的重视精神境界的艺术品位有所差异。

《双松图》(吴镇)《古木寒泉》(明 文徵明)

元代的文人丹青艺术独具匠心地把诗、书、画还有雕刻精美的印章融为一体,使有良好文学修养的画家、隐士们有了任其游骋的艺术天地。这些艺术珍品的题材多为山水,枯木竹石,花鸟人物,构图淡雅,着色清新而古朴,意境甚有复古且追寻宁静超然的精神内涵。虽然以神灵劝诫为题材的作品在元代变得稀少,但那些文人画家仍然有着一种脱俗而高洁的品质。著名画家吴镇的《双松图》描绘的仿佛是画家本人。两棵松树立于天地之间,有着一种傲然超俗的神韵,苍劲而挺拔的枝干缠绕始于中间,又交叉在顶部然后再分开,仿佛表达了作者顽强不屈的精神气概。他的另一幅《洞庭渔隐图》以山的一角,宁静的洞庭湖水为主要背景,空旷秀灵的山水气息油然而生,一个渔翁驾驭一条小舟自东向南悠然而下,给这万籁俱寂的气氛添了鲜活的一笔,两棵秀拔的松树立于湖水的对岸,尽观山水变化,仿若是整幅画的精髓所在。


《达摩六祖师像》(明朝 戴进)

文人画在明代更为成熟,开始是以戴进为创始人的浙派山水画和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派为先导。这时画家多因社会风气的腐败,摒弃功名,悠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著名画家文徵明集诗、书、画于一身,品德高尚清廉,蔑视权贵,一生追求书画的意境,为人宽厚大度,享年九十岁。他的代表作《古木寒泉》使人不禁想起李白的一句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陡峭的山涧,参天的松柏,险峻而又森然,一道飞泉自天而降,确是神来之笔。这幅画有着空旷幽远的气韵,又令人振奋,可称得上是绝世之作。浙派创始人戴进,字文进,号静庵。 他的《达摩六祖师像》,画面古厚生动,气韵逼真威然,展现了当时达摩师生之间的生活情景。流畅遒劲的线条把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可见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力。 明末的徐渭被称作怪才,他用夸张写意的手法来表达对世俗的不满及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他这些反传统的作品,在绘画史上留下了似乎嘲弄的一笔。

徐渭的艺术风范对清朝初期的画家石涛,弘仁等四僧,中期的“扬州八怪”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的作品大多泼辣奔放,狂浪不羁,这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同时也表露了对艺术的态度。清初至康熙年间的著名画家袁江创作的《蓬莱仙岛图》设色古朴鲜润,构图精细,飘渺的烟云环绕着山峰,楼阁,亭台,真有身临其境之感,真好似画家本人亲眼所见。

华夏丹青艺术发源于中国古老的半神文化,其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涵深深影响着世界文化艺术。不论是早期的以神灵劝诫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还是后来的以人物、山水、花鸟为题材的作品,都展现了中国古老传统绘画的深奥内涵及当时各朝各代的社会文化。中国古人创作艺术的灵感都来源于内心的平静与内在的精神修炼。在中国古代社会,各行各业都讲究调息、运气,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这样讲到:“那个时候上学的人,都要讲究打坐,坐着要讲姿式的,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各行各业都讲净心、调息,整个社会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 其实,中国历代国画大师都是以修心养性为主,待人接物总是把他人放在第一位,创作出的作品不仅可陶冶人的情操,还可引导人们向善,告诉人们要拥有一个慈悲、祥和的心境。这样看来,把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修炼结合起来是再恰当不过了《转法轮》中这样写道:“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叫修心性。”艺术家们放淡各种欲望,才能真正拥有豁达祥和的胸怀,艺术境界才能升华上来。如果后人能领悟到真正的艺术应与修炼结合的重要性,就真正能体悟到艺术的真谛及生命的价值所在。

(转自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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