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关在北京燕山看守所的八天

因在天安门广场，我遭到恶警重拳猛烈击打两胁，两胁及肋骨剧烈疼痛，尤其是左侧，肋骨的疼痛程度使我不能深呼吸，左臂不能做幅度大一点的动作，感觉肋骨断了一样的疼痛。到看守所后，我告诉看守所检查身体的工作人员我的受伤的情况，被告知“没事”。

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人信仰自由和法律规定的人身基本权利，所以我拒绝回答任何询问并要求无条件释放，但遭拒绝和嘲笑。他们指派两个警察弄清我的姓名和户口所在地。开始他们和颜悦色，但见我始终不说，便开始威胁使用高压电棍，还比划多长；又威胁灌辣椒水，说过二十分钟就拿来；紧接着说地下室有大水缸，如果不说，就把我的头塞进去，看你能挺多长时间！如果再不说，就拉到荒郊野岭挖个坑活埋，反正谁也不知道！在所有一切口头威胁都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将我的双手用手铐铐在背后，强制我坐在水泥地上，还把我的皮衣脱下，披在我身上取笑，然后用缝衣针扎我的脖子；看到我有白头发，就用刚刚擦过皮鞋、带着浓烈鞋油味的黑鞋刷抹我的头发，说是要给我“锔油”等等。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想想这一幕幕荒唐可笑的表演，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拿着人民血汗钱、身着制服的公务员，每天就是执行这些“公务”吗？监室的拥挤使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只能蹲在水泥地上、靠在冰冷的墙面上“就寝”，左肋的剧烈疼痛使我几乎无法入睡，我就这样捱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就开始绝食，抗议这种非法关押。恶警拖着长调告诉那些因刑事犯罪而被关押的人：“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得让他们吃饭，不许动粗――”当时这话的腔调每个人都明白：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实际也是这样，在恶警出去后，这些人未经任何协商就开始对我们这些绝食的大法弟子拳打脚踢，那噼里噗隆的低沉的哄响胜过任何一次罪犯们的斗殴，可是警察却“出乎意料”的一个也没有来。虽然我有伤在身，也未能幸免，只是少打了几分钟；但犯人说不能让我少受苦，所以我又被犯人攥紧食指和中指，强行在两个手指之间插入一根四个棱的竹筷子，使劲搅动，瞬间，我手指间的皮肤就脱落了，我看到了我的鲜血。我依旧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解释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和我绝食抗议的原因，他们似乎为我平和的坚持所触动，不再继续下去。我看到了一个诈骗犯为我难过的表情，我很欣慰，因为看到了他还有善的良知。紧接着就是被强迫双盘腿。我在痛苦中绝食……

第三天一早，我就被叫出去，一路上警察大声吼叫：今天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那气势是无论如何得要我开口，似乎在暗示要对我采用多种酷刑，直到开口。进到楼里，他们将我双手铐在椅子上，用重拳对我左右开弓，打得我的脑袋嗡嗡直响；又猛击我的下颌……我被送回来，继续绝食抗议。

第四天，绝食是很痛苦的，主要是渴。但我要坚持，我们不是罪犯，不能让恶警随意关押。

第五天，最残暴的一天。灌食。

与其说是拉出去的，倒不如说是抬出去的。冬日的寒冷和因绝食缺乏热量，我一直哆嗦到医院。这期间还是两个人戴一个手铐。我当时穿一件棕色的皮装，蓝色牛仔裤。

被抬到急救台上，四个人按住我的手脚，一个人按住头。都不是医生，全部都是警察！穿着警察制服，没有警号，没有警衔。房间里没有一个医院的医生。

因我拒绝灌食，紧咬牙关，他们就开始撬我的牙齿，我能听到牙齿被撬动的吱吱声，有人小声说出血了，接着有人说“别说话”，就继续撬。难以名状的痛苦没能使我的嘴张开，愤怒的恶警殴打我的头部，同时捏紧我的鼻子，妄图让我张嘴喘气，趁机灌食。我只能用牙齿缝隙呼吸，腥气和咸味的浓烈──我出了不少血，用牙齿缝呼吸也喷出去很多血。我看到他们在躲，有的恶警小声说：幸好他穿了一件棕色的衣服，不然就看出血迹了。灌食没成功，似乎结束了。插鼻管开始了，他们把我的头按得很低（正常应该头部高一点），我看到黄色的橡皮管子插进我的鼻子，橡皮管到喉部引起我剧烈的干呕，瞬间感受到所有的内脏都像堆积到喉部，像要在干呕中呕吐出去。左肋也因胸腹的剧烈运动异常疼痛，干呕中腹部剧烈的向喉部运动也使血液压向头部，大脑在巨大血压冲击下剧烈疼痛；眼睛里全是刺激出来的眼泪；呼吸道黏膜无法承受这样的刺激，几次之后，黄色的管子就变成红色的了。他们就换了另一个鼻孔，直到管子变红；都失败了。一个恶警低语了几句，他们又重新开始插鼻管，较前次更加猛烈，我也更猛烈地干呕，就在我张嘴的这一瞬间，他们撑开了我的嘴，捏紧我的鼻孔，开始灌食。

灌食是痛苦的，但我觉得更为痛苦的是我的精神：因为信仰，我被关押，因为被非法关押，我绝食抗议，可是他们却要强制灌食，阻止我绝食，以保证关押，直至送回当地再继续关押，直至最终改变信仰……什么是强奸民意，我想这就是，而且是用全面的、粗暴的方式。

第六天，把我们拉出去打针，水和盐，还有糖。

第七天，法轮功学员们被陆续无条件释放。只我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我分不清是抽搐还是冷得哆嗦（虽然绝食时感觉热），恶警仍不放人。

第八天，他们又将我拉到医院，那时我已经浑身抽搐，恶警说是装的，依旧不慌不忙。这时有医院的医生来观察我片刻，又十分费力地从我干瘪的血管里抽出血液，拿去化验。回来后低声告诉恶警：严重肾衰竭，这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恶警们开始忙乱了，他们是害怕承担责任。在那一天，我才被无条件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