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鹏武第二次进京护法的经历

2000年11月11日，我和两个同修相约来到北京，准备到天安门打横幅。

上午11点左右，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上游人不多，但到处是警察和警车。看到这些，我们就在广场上转了转，想等多一点人再做，可是十几分钟过去了，也不见人多，我们感到不能再等了。我向国旗附近走去，然后转身背向天安门，面向纪念碑，一下打开了准备好的横幅: 法轮大法好。在那一瞬间大脑一片空白，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这时有两个警察向我扑来，他俩同时抢下横幅，其中一人拽住我，我高声喊道：“法轮大法好。”他举起拳头对我说：“别喊。”我用平静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他慢慢放下了拳头。我又高喊：“还我师父清白。”这时，我看见一个女同修被一个警察踢倒在地，另一个去抢她手中的横幅。远处不同的地方约有十几处出现大法弟子打横幅。警察、武警四处乱跑，接着又有几位大法弟子被推上警车，有的警察在车门口还在打人，开车的人说：“注意点影响。”可以看出他们内心里也知道自己不对，害怕别人看见。这时车上装了十几个人，车子开到了前门派出所。

在那里，先是登记，叫什么名，从什么地方来，每人问一遍，不说的就都带到地下室，我走下去就见带铁栅栏的屋里关满了大法弟子，在一片掌声中我走进了铁笼子。这里没有恐惧，只有一张张善良、祥和的面孔，大家象亲人一样热情。我们一起背《论语》，背《洪吟》。一个同修带来一本《转法轮》袖珍本，我们就在一起学法，互相交流。我们把带在身上未被警察搜去的横幅挂满了整个地下室的暖气管、铁窗栏。

每当有警察走进来或便衣来认人，我们就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每次邪恶都在这浩然正气中被震慑，这小小的地下室成了我们这一百多人集体正法的场所，这场面使我感动。因为这么多大法弟子在一起学法交流，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到了下午，地下室里太拥挤了。警察就把人直接关在外面，可是，从天安门抓来的人还在增加。我估计一下，今天到天安门来正法的大法弟子至少有300多人。

下午5点左右，恶警开始往北京城郊输送大法弟子，大约9点，我被送到密云县拘留所，接着就是给每人编号、照相，我被编为10号。

然后，开始提审。提审我的警察一老一少。我一进屋他们先让我坐下，然后用平静的口吻问：“叫什么？从哪来？”我用和善的语气说：“我不能说，因为那将给我们当地政府、企业和你们的同行带来麻烦，这些你们比我还清楚。”他们又说：“你们讲真善忍，怎么连真话都不敢说。”我说：“我们去天安门就是敢说真话的表现，我们怀着一颗纯善之心，用善意向广大人民讲清真象。说得再明白一些，我们在正法中救度着还有希望的人，可我们却遭受着不公正的对待，被拘押、毒打、劳教、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明知是这样还有人不断地走出来，这不是大善大忍的体现吗？你们说这样对待我们对吗？”

老警察骂骂咧咧地说：“没时间听你说这些，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别给我说废话，你必须配合我们，否则没你好处。”我说：“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要配合你。”

老警察大叫着让我站起来，回身拿出一个电棍，往我面前一摔说：“你想费电是不是。”我一直微笑着看着他。他冲过来踢我的腿。这时，我感到这些警察就象小丑一样渺小而可怜。我昂首挺胸站在那里。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长得很壮，他们三个人一起冲上来，一个拧胳膊，一个按脑袋，一个拳打脚踢。当时我想：我是神，神怎么能屈从于你们呢？结果他们累得气喘吁吁，我也没低头。我义正辞严地说：“我不是犯人，也没犯罪，我做什么都是堂堂正正，和你们说话必须直着腰，抬着头。”这回他们也不伪装了，开始轮番打我嘴巴，我就告诉他们：打人不对，打人犯法。一个警察拿起电棍：“犯法，谁打你啦？”他一开电棍没电，就丢在一旁。另一个停下手说：“你告哇。”我说：“不排除我出去告你们。”就这样，进行到半夜两点钟，也许他们累了，就把我送回到小号，我一进去看见里面坐满了大法弟子。当天夜里，我们大家认识到我们是无罪的，我们开始绝食。在以后的两天中，每天我们一起背《论语》、《洪吟》，背经文、炼功、互相交流。

在这两天的提审中，每次都不停地更换警察，使用着同一种手段，所谓的“先礼后兵”，一旦伪善被揭穿，就大打出手。一次提审回来听一个警察说：“密云县看守所不到一个月就暴死了三个警察。”听到这里，我感到这里曾经一定是很邪恶，不用说这几个暴死者一定对大法弟子很残酷，难怪在和他们对话中一提到阻碍正法是要遭报的，他们就很反感地回避这个话题。有一次，我们无意间发现擦地板的抹布竟是一件印有“法轮大法好”的背心，上面是血迹斑斑，每滩血迹旁都有一排排的针眼，很显然，这是一个象狼牙棒一样的刑具打人所致。同修们分析：可能是上几批的大法弟子被警察上刑后留下的痕迹。这就是罪证，我们应该设法保留下来，后来一个甘肃的同修在释放时，把这件血衣绑在小腿上带出了看守所。

在14日早晨，送饭的人问我们吃不吃，被我们婉言回绝了，我们正在交流。窗前走过来一个胖警察，身旁跟着两个警察和几个劳动号的犯人，他看见我们就喊：“都给我坐好，面向窗栏，坐两排。”我们没人动。我看了看他说：“我们不是犯人，你们不能象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他说：“你们不是犯人怎么来这里。”我说：“我们根本就不该来这里，是你们把我们抓来的。”他说：“你甭说这些，我就让你们坐好，到这里就得守这里的规矩。”他看我们不动就急了。“打开监门。”他冲过来一个一个搬转过来，轮到我身边的小胖子和四号时，他俩就是不从。警察伸手就打人。我就喊：“不许打人。”接着大夥都喊了起来：“不许打人，打人犯法。”这时门外的警察叫犯人拿来牛皮带、警棍，警察和犯人们一起冲上来打人。我们打着坐结着印，口念：“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这洪亮的声音盖过了皮带警棍打人的“劈啪”声。皮带打在我身上，只觉得胀胀的，没有疼感。我看见4号被警察扒开后背衣服用皮带和警棍打，我心里很疼，我又看见身边的小胖子的额头被打出了口子，另一个同修被打掉一缕头发，但没有一个动摇的。我端坐着并直视打手，发现不知何时，凶手手中的皮带变成了警棍，（后来，听一个同修说，他们用牛皮带打你时，那条牛皮带竟一节一节断掉了，最后才换成了警棍）打人的凶手在我直视他的目光下，他的手在颤抖，警察的语气也缓和了。他用腿挡住我的身体说：“你给我点面子。”然后，喝退了打手，这些可怜的打手们象一群任人宰割的奴隶一样退了出去。警察接着说：“今天人大代表来检查工作，给点面子，配合一下。”我说：“我们不是犯人，不能象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们，大法弟子到哪里都是规规矩矩地端坐，不会给任何人添不必要的麻烦。”警察看了看我说：“哪怕等我走了，你们爱怎么坐都行，虽然打在你们身上，可痛在我心里。”我说：“是真的吗？”这时门外有人叫他接电话，他走了。不一会他送来了打人时拿走小胖子的棉衣，我去窗前取棉衣时说：“我们要求见人大代表。”他有点紧张。我说：“我们只是想反映法轮功的事，不会说你打我们的事。”他说：“人大代表见不见你们，不是我说了算，他们要想见就会来。”此后，我们学法声多大，他们也不管，连看也不看。这一场正邪较量，邪恶又以失败而告终。

下午提审中，我和警察谈话中说：“这里很滑稽，犯人拿着皮带警棍成了执法人员。”警察说：“尝到苦头了吧，他们狠吧！”我说：“这不算什么，他们那是邪恶的体现。”他不作声了。另一个警察说：“都说放下生死，不可能吧？”我说：“能去天安门都能做到。”

当天晚上，密云拘留所把我们九个人分到刑事拘留间，每个号里分一个大法弟子。我被分到了6号间，犯人们使尽浑身解数劝我们吃饭。我就和他们讲道理。最后，他们气急败坏要往我身上浇水，可一开水阀门停水，就又把我拖出来按在水泥地上往嘴里灌汤。我咬紧牙坚持住。犯人们掰嘴、用牙刷撬，最后也没灌进去。

管教在扩音器里问吃没吃，犯人们说灌了点稀的。这一顿就这么过去了。晚上，号里很挤，地上铺上都睡满了人，犯人把我推到厕所里，这是一个不足一米见方的地方，中间是一个便池，左上角是一个水泥池子，地上滑滑的。在这里只能站着或背靠门蹲着，那一夜我没合眼。

第二天，我除声音沙哑外，身体没什么不适。早饭时，犯人们又是一顿劝，我不理会。他们对我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再灌，没有用。然后，让我背墙，我不背就上来五六个犯人打我的大腿两侧，拧我胳膊。最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就说：“别打了，打死了就得加咱们的刑，政府的话怎么说怎么是，出了事他就说没让你打。”

就这样我又挺过来了，但是这次腿疼得站不住，只好蹲下，他们看我站不住就不让我蹲下，一蹲下就上来一个犯人把我架起来，只让站着，反复几次。他们说：“吃饭吧，吃饭就让你上来坐着（指板铺）。”我摇了摇头。后来，我想大法弟子不能给常人一个不好的形象，我就咬牙坚持着站在那里。

到了晚上，所长来了，领来两个犯人，抬着一个大板子，这东西象门那么大，有固定手脚的环，还有三条皮带分别固定腰、胸、胳膊肘。所长瞪着眼睛问：“吃不吃。”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吃犯人的饭。”他狠狠地骂了我一句，抽了我三个嘴巴说：“绑上。”他们把我按在木板上，铐上绑好。那感觉就如同钉在大字型木板上差不多，这顿也没灌进去。这回犯人不打了，反而央求起来：“吃饭吧，这样一来，我们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一个板子占了三个人的地方，你要再不吃我们就得轮流出去挨棍子，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这十六个人吧，本来就在这受罪，你这一来，又不让吃饭，又不让睡觉。”这一下我有点把握不住了，动了人心。早饭我咽了几口，犯人们急忙汇报“吃了，吃了。”

那天夜里值班的犯人走进厕所。他和我谈起在我之前来过的几个大法弟子表现非常好，他们很佩服。他说：“没想到大法弟子个个都这么了不起。”我就和他讲了做好人的道理。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我开始向犯人们洪法。可是令我十分失望，一提起大法换来的就是他们对大法对师父的诽谤，我心里难过极了。师父太慈悲了，这样的人也一再地给他们机会被救度，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地流泪。

晚上吃过饭要报数。这时从8号监传来了“报告管教，法轮功不报数。”当时，我的心一震，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师父借8号同修的做法来点化我，想到自己吃了三顿饭，心如刀割，连这一念都没守住，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想哭但没有眼泪，我两眼直直地呆在那里，心里暗下决心，坚决走好以后的每一步，决不能再出问题。

我开始了新一轮绝食。变本加厉的拳打脚踢几乎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有一次，犯人们扒光我的衣服，往我身上浇了五十几盆凉水，我冻的抖成一团，我咬牙顶着，心想：师父啊！不知弟子还能不能顶住。马上自来水停了。事后我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想到“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呢？”反而向师父诉苦。

绝食的第三天又给我上板子，这一上就是三天，他们又是劝说，又是插管灌食，我这一次是铁了心了，不让上厕所就只能往裤子里尿，我决心半步也不退让，只能无罪释放。否则，躺死在这里也不吃饭。第二次躺板子的第三天晚上，警察来了对我说：“小伙子，我给你解开，你吃点饭就把你放了。”我没作声，看着他笑了笑。他叫人放开我，两个犯人扶起我。听犯人说：躺板子的人起来后，就象得半身不遂的人一样，不能走路。我推开犯人做了一遍“佛展千手”后，就开始在地上走动。犯人们惊讶地说：“你真不是人，真是神。”我心里想：人间的护法神，怎么能和人一样。

警察找来大夫，当确认我没有危险后，就把我叫出去领物品。当时我发现，一百多元的腰带和一百多元的旅游鞋都不见了。（鞋里还有二百元钱）只还了我一块手表和五元钱，我问起鞋和腰带，他们说不知谁穿去了。

警察说：“你没钱回家，我们拘留所给你五十元，不够你自己想办法，你别出去乱说就行。”因为他们怕别人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

我在北京往家打电话，家里才来人把我接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