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新报： 如果异议者变为精神病患者

长期以来，精神治疗作为一种政治压制的手段在中国一直是个配角。共产党通常采取公开镇压，警察暴力及变革性的司法审判。异议者被藏入监狱或劳教所。但在镇压法轮功运动中，用精神治疗对待政治异议者的手段又被大量采用。

谁要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批评，一定是疯了。大量的传播媒体不是每天报导着新见闻：中国人现在过得很好，他们活得有价值，前途似锦？那些外国来的最高层的国家领袖及企业家不是恭敬地握着北京领导人的手吗？不是到处都盖起了新房子，把过去的令人感到羞耻的旧房子拆除了吗？谁要是对在公园里从扩音器里播放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不闻不问，对穿着彩衣的少女挂起的横幅视而不见，对给百姓带来的那独特的共产-资本主义不祝福的话，他肯定不怀好意，或者是疯了！无论如何那些给中国的准则下定义和制定相应的法律的人是这样看的。那些发表对政府不友善言论的人，写“反动”信件的人，或对国内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散布异议的人，在今天被普遍定义成“政治精神病”，警察接受指令，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去，监禁隔离起来。

前苏联的样本

用精神治疗的手段对待政治异议者在中国并非是件新鲜事，然而据权威专家指出，此方法在一段时间里却有加剧的趋势。MUNRO.ROBIN是伦敦大学的研究学者，他在最近一篇具轰动性的文章(见注)中指明，共产党的领导者准备为“犯罪的精神病人”成立一个由精神病诊所组成的特殊联络网，它被命名为“安康”，这个联络网将由公安部主管。MUNRO认为中共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尤其自一年半前法轮功运动开始以来，又广泛使用精神治疗的手段。他举出大量具体的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论述，这些案例也被人权组织机构如国际人权特赦组织或人权观察所熟知。

中国人信赖这种精神治疗的手段。早在解放后不久的中国，人们便照着前苏联的样本把对政府的批评者关在精神病院里，而到文化大革命时它就被极度使用。在介于1966 到1976那灾难性的十年里，一个不合自己口味的人很容易被视为精神病人。人类心理学被官方鄙弃；心理健康被与具体的政治态度划等号。当时在某些病院里有多达70%的案例被列入“有政治性质的”。数以百万的在精神及心理上正常的民主人士与异议人士呆在精神病院或劳教所里。

在80年代邓小平时期，精神治疗的手段慢慢减少到有节制的使用。那个充满暴力的无节制的社会变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毛的滥权被认识，被谴责。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被监禁的人多数被划为政治偏离者，而以相应方式受到处理。出于政治动机的精神治疗终于在90年代开始明显的减退，在西方社会人们开始如此希望着。然而将异议者送入精神病院的报导慢慢累积成堆，上世纪末当北京领导人看到自己受到法轮功运动挑战时，专制政权的反对者，自由公会者，地下教会与“邪教”的成员突然又被大量的送入精神病院控制起来。此类案例的数量急速增加，MUNRO推测，今日中国官方用此方法排除与恐吓的人多於前苏维埃共产党领导人的帮凶在精神治疗劳教所的橡皮囚室里迫害的人数。

寻找更诡秘的形式

用精神治疗对待政治异议者的方式在目前继续增加，乍一看来这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为什么共产党还恢复使用这种复杂且相对来说比较昂贵的方法，而不采取非常简便的手段，例如干脆把不服从的人说成是犯罪分子，处决他们或送进监狱，劳教所或转化所呢？中国的司法历来唯命是从地违背所有西方善意者提供的进修培训课的意愿，警察机关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来自上头的指令。传统的制御对立派的方法是不会带来问题的。原因据推测在于中国领导人要寻找一种能较好地与自由经济主义配合的方式，而不是象第一代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采用暴力及相当粗鲁地消除每一个抗议的形式。在一个越来越有分歧，有私有制的社会里，国家在不同领域上的影响被认为是不利的而予以消弱的，因而采取谨慎的镇压方法是比较有效的。中国共产党所想的是绝对实用的。今天再也没有一种方法比把异议人士与社会隔离并关入精神病院的威胁更有效的了。而由此种方法被立案的人，通常会比拥有特权的“政治”异议者更受到强烈的污辱及遭到社会的摈弃。

估计在政治精神治疗的推行上有一个愿望在起作用，就是尽量不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共产党想把中国带入所谓的世界共同体里，想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举办具有声望的活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等，而这些具有野心的计划是不应该因为西方政府与人权组织的抗议而受阻的。赤裸裸的暴力镇压通常会挑起极大的反响，即使共产党领导人通常不以为然： 然而这还是使他们难堪。正因为如此，选择采取医学手段的镇压对他们来说正好适当。到最后精神治疗便成了主要的帮助手段，而当有人宣称，用这种方式帮助陷入困境或精神错乱的人时，它所引起的注意远远少于强硬的打击。只是奇怪的是，在镇压的激战中，使用的手段不是常能清楚的区别开来的。虽然法轮功追随者经常被定级为精神病患而送入精神治疗所；据法轮功方面的报导，已有超过600名的成员被如此对待。但对待他们的手段与方式如劈打，践踏胃部及性器官，残暴地拉扯头发更象是对待犯罪分子的作法。

令人怀疑的本能丧失的说法

今天在中国有多少人被强迫住院，并违反他们的意愿注射精神药物，是很难估计的。据 MANRO统计，在过去20年内，至少有3000名批评政权的人是因此遭受冷遇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上千名被监禁的法轮功追随者。与大批处在监狱与劳教所中受苦的人相比而言，这个数字还算是很保守的。当然官方隐瞒的实际数字估计会更高，因为这个事情还在发展进程中，连消息最灵通的人权组织也难以监视。在未来数月里这种镇压的手段会在比重与规模上增加，以致有一天甚至会被象对待单纯的犯罪分子所采取的公开与简单的手段而取代，这种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此外MUNRO还相信，有三种类型的人特别容易遭到迫害：那种经常上访，让官员神经紧张的人；那种不知疲倦的喊着反共产主义的口号的人；以及那种没有“正常”本能，例如自我保护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面对殴打与拘捕时没有自卫能力的人。

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所作的声明是否有分量，是难以评判的。他们所拿出来的，是内容贫瘠且无说服力。ANDIND精神病院法医部主任 TIAN ZUEN 说，他不排除出现过这种案例，在没有足够的精神病学上的证据的情况下，便把犯人交给精神病院处理。然而这种现象不能人为地加以助长膨胀。中国精神病学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把正常人当作精神病患，而是精神病患不能被适当的分级与治疗。可以注意到，TIAN的解释完全不触及到排除政治异议者的问题。

使用电击对付积极分子

CAO MAOBING 是江苏省一家官方丝绸工厂的员工，去年他开始抗议在工厂 到处弥漫的腐化，并试着组织一个自立的工会。他的亲人与朋友说，2000年12月，就在他向外国记者陈述他的目标后的第二天，警察把他送入精神病院，强迫接受药物和电击治疗。亲友都知道CAO是绝对正常的人。然而医院院长却宣称，CAO经过了17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会诊，他们一致认为，CAO患有一种偏执狂症。同样地，ZHU先生的案例也引起很大的注意。他在90年代中期以一个退休职工的身份突然学习起政治与经济，他的意见广为人知(包括北京领导人)。让他倒霉的是，他拒绝邓小平的中心思想，并持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极其非正统的观点。例如他解释：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并非下层经济建设决定上层建设，而是上层建设决定下层建设；政治统治形式决定了生产形式，而并非反过来。也许共产党人正想通过国家指令修正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共产主义，却被ZHU当场捉住；也许他使他们神经紧张。总之他们解说道：ZHU的观点和说法与他的情况，位置及资格不相称，而这种不相称就证明了他丧失了现实性。

进行会面的结果

1999年12月XUE JIFENG 在河南省首都郑州被捕并送入精神治疗诊所，他在那里待到2000 年7月。XUE是自立工会的激进者，警察表明，他试着与其他工会积极分子进行会面。MUNRO陈述，XUE在诊所里被强迫注射大量的药物，与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他们白天折磨他，晚上不让他睡觉。然而这种治疗对他已不适用了：他已经由于他的“非法的”行为早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注：
- ROBERT MUNRO 发表的文章 “JUDICIAL PSYCHIATRY IN CHINA AND ITS POLITICAL ABUSES” 刊登在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2001”

- 苏黎世新报5月17日的报导见https://www.nzz.ch/2001/05/17/al/page-article7DI2L.html

(德国学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