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我所有对法轮大法及师父不利的言行

我叫李庆慧，我向您们简单地介绍一下一年来我不寻常的经历。我于1999年11月30日到省女子劳教所，第一天晚上睡觉了，半夜里我被打骂声惊醒，就看见一些罪犯在打一名大法弟子，我害怕极了。早上4、5点钟左右就起来干活，侯管教脸拉的很长，每日里总是不断看到同修被打得浑身是伤，身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甚至几个人打一个人，也不管是哪就打，拳打脚踢，有的被打得不象人样。管教室里的电棍每天电都充得足足的，每天高强度的劳动。在极恐慌的时候，我下到一大队，却更是痛苦不堪。从99年12月10日到2000年2月20日每天平均工作15~16个小时以上（4：00起，22：00睡觉）有时甚至一夜不合眼，有领导检查就让我们穿上衣服睡一会儿，等领导走了再让干活，有时伸一下腰、打个哈欠被管教看见就会挨训挨骂，要是你的活干慢了，管教一上班就要训一顿（有时没有办法，自己晚上不睡觉把活干完）活要是多，晚上就不让洗漱，半个月也洗不上一次衣服，平常偷偷洗一洗内衣，让劳教头看见就要挨骂。上厕所有时间限制，到时间就得出来，管教上厕所你没上完就得出来。吃饭时，你要吃慢一点，也要挨说，饭菜常常倒掉很多，不是吃饱了，而是没时间吃。有时不到吃饭时间我就饿得迷迷糊糊，头晕脚软。晚上10点或11点收工要吃东西得快点，叫管教看见就要挨训。饿了吃点东西不能让管教看见，管教要心情好，说两句，心情不好扔到厕所去，还扣分加期等等。每天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精神受着极大的摧残。记得我们上长春五环体育场出工，管教看着我们，训得一个叫刘晶（卖淫）吓的差一点从高高的台上折下来，我也曾经晕倒在体育场。去“吉林工业大学”出工不给我们发劳保用品，用手让我们把新建成的楼打扫干净，早晨4：00起床干活，6：00出发，中午休息半个小时，最早回来是晚上5：00，有时天黑看不见才回来，从早上一直不停，管教的声音不断，慢一点就挨训，都不敢停手，累的哭都找不到调。一天晚上天都黑了来了一车贷，100斤一袋，让我们背，不管年龄大小，一人一袋，那种痛苦不在其中是难理解的。我从小到大没有吃过什么苦，这一下象掉进万丈深渊，电棍打在我身上，把我打的分不清东南西北，分不清哪是哪，可怕极了，我脸色腊黄，没有血色，当场晕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从进劳教所我就哭，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接见了打电话、写信，只能说管教怎样好，要不成了严管的，这些权利就都没了。就在我精神及肉体承受着巨大痛苦时（5月底），所里说不“决裂”无期徒刑，所里又办什么“转化学习”班，从班上回来的人就讲一些邪悟的话。在精神极度恐惧中，我迷迷糊糊的着了邪悟的道就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了。回来后，我怕同修们再有同我一样的遭遇，非人的折磨，就主动“帮教”，又以为凭着所谓悟到的高层次的理，可以劝他们，谁知是邪悟，所以内心深深地痛悔。我现在每天睡觉也睡不着，一闭眼就是劳教所里的景象，听到“吱吱”的声音，就想起电棍，天天不断地折磨你。

劳教所里迫害我们大法弟子真是惨无人道，我知道的就有吉林市昌邑的王东梅（30岁），被管教和杨秀萍（吸毒犯）合伙打的头盖骨一摸软软的，不敢梳头，也不敢碰。长春市的陈彤（32岁），被打得浑身都破了（电棍打人只是红点，电量大、次数多才会起泡破皮等），二大队的郑东辉挨完电棍蹲小号，站不起躺不下，一天两顿饭，每顿只有别的劳教犯的一半，每天睡二、三个小时。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知道的，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酷刑。我内心对劳教所的恐惧是无以言表，我不想再回到那极恐惧的地方，我只能流离失所，我非常想念爸爸、妈妈，想回家去，可是有家难回，我不想象以前一样“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做什么假决裂、邪悟的事情，我要维护大法和师父。如果有一天，我再次进去，不是被折磨成精神病放出来，就是死在里面。我已承受不住任何的折磨，那里管教对你的善良都是伪装的，没决裂前李指导、严大队晚上值班很早就收工，不加班，范友兰所长总是查看哪个大队私自加班，决裂后，李指导、严大队反而比别的管教更厉害，不是多加1小时班，就是晚上10点睡，12点起来干活，范所长也不来查了，也不用去“符合法律程序”开什么加班加点的票子等等。

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我偏离大法的真实过程，我要收回我所有对法轮大法及师父不利的言行，要求停止用我的材料进行反法轮功宣传。

人做事不应用感情去分析，应该用理性去认识事物，客观对待。法轮大法是正法，对我们的平反有一天一定会实现，因为“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您们也有亲人、儿女，想一想吧！快两年了，对法坚定的心是用生命证实出来的，我会做好以后的事，做一个表里如一的真正的善良人。希望您们对我的同修不要用暴力，做一个有良心的人民警察。

李庆慧